南州市邮电局的木质柜台泛着经年累月的油光，林砚指尖划过泛黄的通话记录册时，指腹沾了一层薄薄的纸灰。1985年的固定电话还未普及，每通外线通话都要经接线员登记，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歪歪扭扭，记录着日期、机主、被叫号码和通话时长，像一本藏着秘密的密码本。
“同志，真要查上个月二十三号的记录？那得翻到后几册了。”戴圆框眼镜的邮电局职员把搪瓷杯往桌上一放，蒸汽裹着劣质茶叶的味道飘过来，“那天是周六，打电话的人多，册子堆在最底下。”
“麻烦您了，张师傅。”林砚递过去一杯刚买的橘子汽水，这在物资紧俏的年代算是稀罕物，“事关码头团伙的案子，耽误不得。”
旁边的李建国靠在柜台边，指间的烟卷烧到了过滤嘴也没察觉。他盯着墙上“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红色标语，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林砚提出要查老吴的家庭电话记录时，他第一反应是拒绝。老吴跟了他十年，从派出所民警到刑警队，当年抓抢劫犯时还替他挡过一刀，怎么可能是给虎哥通风报信的内鬼？
可林砚的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李队，虎哥每次都能提前跑，要么是有人实时报信，要么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时间。老吴那天登记去城郊找证人，可证人说根本没见过他，这太反常了。”
张师傅终于从铁皮柜里翻出了那本蓝色封皮的记录册，页边都卷了毛边。“找到了，二十三号下午的记录在这儿。”他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行，“下午四点零三分，机主是‘吴志强’，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民警家吧？被叫号码是……”他顿了顿，念出一串数字，“这个号码登记在‘和平街32号’，机主叫刘梅。”
林砚心里咯噔一下——刘梅是虎哥的情妇，这是他们从码头搬运工嘴里套出来的信息，还没对外公开。他赶紧拿出笔记本，把号码和通话时长记下来：“通话多久？”
“一分二十秒。”张师傅翻了翻下一页，确认道，“时间短，像是急着说事儿的。”
李建国的烟卷“啪嗒”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手指却在发抖。一分二十秒，刚好够说一句“警察要去抓你，赶紧跑”。他想起二十三号那天，他们本计划突袭虎哥藏赃款的油库，出发前老吴说“城郊有个证人愿意指证虎哥伤人，我去把人带来”，结果他们在油库扑了空，虎哥的人连影子都没留，只找到几个空的钱箱子。
“会不会是巧合？”李建国的声音有些沙哑，他还在挣扎，“老吴他家亲戚多，说不定是打给亲戚的，刚好号码重了？”
林砚没直接反驳，而是让张师傅查刘梅的号码近期通话记录。不出五分钟，张师傅就抬了抬头：“这号码最近只跟两个人联系多，一个是二十三号打过来的吴志强，另一个是隔三差五打过来的‘张彪’——就是你们通缉的那个虎哥吧？上次你们来查过这个号码。”
证据摆到面前，李建国不说话了。他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冷风吹进来，却吹不散他脸上的沉重。十年兄弟，居然真的跟黑恶团伙勾连，他觉得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又涩又疼。
“李队，我们得去跟老吴对质吗？”林砚收起笔记本，声音放轻了些。他知道李建国心里不好受，可案子不能停，虎哥一天不落网，码头的工人就多一天危险。
李建国摇了摇头，指尖在窗沿上蹭了蹭：“不能打草惊蛇。老吴在队里待了这么久，知道我们的办案流程，没十足把握，他肯定不会认。”他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锐利，“你有什么办法？”
“跟踪。”林砚说出两个字，“老吴要是真跟虎哥有联系，肯定会再找机会报信。我们盯着他，看他去哪儿、见谁。”
两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回警局时，街上已经飘起了晚饭的香味。国营饭店的喇叭里在放《在希望的田野上》，几个孩子追着自行车跑，笑声清脆。可林砚和李建国没心思看这些，他们满脑子都是那通一分二十秒的电话，还有老吴平时憨厚的笑脸——现在想来，那笑脸背后藏着多少猫腻？
回到刑警队，林砚把赵伟叫到了办公室。赵伟是同期见习生，平时总跟林砚较劲，可查人这事儿，多个人多双眼睛。“赵伟，跟我出个任务，盯个人。”林砚把老吴的照片递给他，“别声张，就跟队里说去走访群众。”
赵伟接过照片，愣了一下：“吴哥？盯他干什么？”他跟老吴关系不错，平时老吴还教他怎么看现场足迹，心里满是疑惑。
“别问那么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林砚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不管看到什么，都别冲动，先记下来。”
当天晚上七点，老吴骑着自行车出了家属院。林砚和赵伟躲在对面的槐树后面，借着路灯的光盯着他。老吴没去菜市场，也没去朋友家，反而往码头方向骑——这个点码头早就停工了，去那儿干什么？
两人赶紧跟上，保持着一段距离。老吴骑到码头东侧的废弃油库附近，停下来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有没有人跟踪。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塞进了油库墙根的砖缝里，又蹲下来假装系鞋带，把砖缝掩好，才骑上自行车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