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残火在炉膛里泛着微弱的红光，把墙上“严打犯罪”的标语照得忽明忽暗。李建国捏着半根没抽完的“红塔山”，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桌角摊着的警员去向登记本上，“吴志强”三个字被他用铅笔圈了又圈，纸页都起了毛边。
“你说老吴是内鬼？林砚，你再敢说一遍！”李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火气。他把登记本往桌上一拍，封皮上的铁夹“啪嗒”一声弹开，露出里面老吴去年抓小偷时写下的“今日蹲守成功”的字迹——那是老吴跟着他十年，最拿得出手的一次功绩。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是他之前在码头记下的“虎哥逃脱时间线”。他知道这话戳了李建国的痛处，却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李队，不是我要怀疑老吴，是线索都往他身上靠。虎哥那次从码头跑，咱们行动时间只有队里五个人知道，除了你、我、苏法医，就是老吴和小赵——小赵当天在医院陪发烧的妈，只有老吴说去城郊找证人，可那证人我昨天去问了，说根本没见过他。”
“他可能是路上耽搁了！”李建国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老吴是什么人？当年我跟他一起抓抢劫犯，他替我挡过刀，胳膊上那道疤现在还在！他能帮虎哥通风报信？你这是瞎猜！”
林砚没退，把烟盒纸推到李建国面前：“我没瞎猜。你看，虎哥逃脱那天，老吴登记的‘走访路线’是城郊东河村，可东河村到码头开车要四十分钟，他却说‘去了一趟就回来’。更巧的是，他回来时，裤脚沾了码头特有的河泥——您别忘了，东河村那边是旱地，根本没这种带水草的泥。”
这话让李建国的火气顿了顿。他低头看着烟盒纸上的字迹，又抬头瞅了瞅林砚紧绷的脸，最终还是坐回椅子上，重新点燃那根快灭的烟。烟雾在他眼前散开，遮住了他眼底的复杂——老吴是他带出来的徒弟，说是师徒，其实跟亲兄弟没两样，可林砚的话，又句句都戳在实处。
办公室里静了下来，只有煤炉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林砚见李建国松了口，放缓了语气：“李队，我知道您不信，但咱们得查。现在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查老吴家的电话记录——虎哥跑之前，肯定有人给他报信，而老吴家是队里少数装了固定电话的。”
李建国吸了口烟，把烟蒂摁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沉默了半晌才开口：“行，查。但这事得悄悄来，别声张，万一……万一不是他，老吴在队里就没法待了。”
第二天一早，林砚揣着市局开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往邮电局赶。1985年的邮电局还在老城区的钟楼底下，进门要先在传达室登记，查私人电话记录得找“话务组”的王组长——据说这人认死理，没介绍信连局长的电话都不给查。
林砚在传达室填完表，刚走到二楼话务组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咔哒咔哒”的拨号声。王组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戴着副黑框眼镜，正低头翻着厚厚的电话记录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电话的拨打时间、号码和时长，像是本厚重的字典。
“同志，我是刑侦队的，想查下吴志强家的电话记录，这是介绍信。”林砚把介绍信递过去，看着王组长戴上眼镜，一字一句地读。
“吴志强……哦，就是那个常来接他闺女电话的警察吧？”王组长抬头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翻出另一本蓝色封皮的本子，“他家电话是，我给你找最近半个月的记录。”
林砚凑过去，看着王组长的手指在纸页上滑动。时间从虎哥逃脱那天往前数，一页页全是“无外线呼出”的记录，直到翻到1月12号——也就是虎哥跑的前一天，一行记录突然跳了出来：“1月12日21:05，拨打，时长1分20秒。”
“这个号码，您知道是谁家的吗？”林砚的心猛地一沉，赶紧追问。
王组长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子翻了翻：“这个号是城南的，好像是个小卖部的电话——对，叫‘红霞小卖部’，老板是个女的，听说跟码头那边走得近。”
林砚的后背瞬间冒了汗——“红霞小卖部”他有印象，之前在码头潜伏时，听搬运工说过，那是虎哥情妇开的店，平时就是团伙的“消息站”。他赶紧把这个号码抄在笔记本上，又让王组长把记录复印了一份，揣着复印件就往警局赶。
刚骑到警局门口，就看见苏晓站在自行车旁等他。她穿着件藏蓝色的法医服，手里拎着个白瓷饭盒，见林砚过来，赶紧迎上去：“林砚，我有个事要跟你说——昨天给老吴做笔录，我发现他手腕上戴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林砚停下车，心里咯噔一下。
苏晓把饭盒放在车筐里，拉起自己的袖口，比划着说：“是个银色的金属手链，上面有个小老虎的吊坠。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去码头勘查，在虎哥团伙小喽啰的口袋里，也见过一模一样的——那吊坠是虎哥给核心成员发的‘记号’，外面买不到。”
林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果说电话记录是“间接证据”，那这个手链就是“直接关联”——老吴一个老刑警，怎么会戴黑帮的记号？他赶紧拉着苏晓往办公室走：“走，跟李队说去！”
办公室里，李建国正对着老吴的立功本发呆。听见林砚和苏晓进来，他抬起头，眼底满是红血丝——看样子，他昨晚没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