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8年 汉高帝九年 农历七月下旬至八月
国丧的肃穆气氛随着二十七日期满而逐渐淡去，北地郡的官署民舍撤去了素幡，市井间恢复了些许烟火人气。然而，一种无形的、更加深沉的压力，却随着来自洛阳的新政令而悄然弥漫开来。这压力，并非来自北方仍未停歇的匈奴烽火，而是来自帝国新的权力中心——长安未央宫中，那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吕雉。刘邦的时代已经终结，现在，是吕雉的时代了。
第一批由吕雉以新君名义颁行天下的诏书，在七月底送达狄道。内容涉及赋税蠲免、官吏考绩、律法重申等常规政务，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铁腕与务实风格，与刘邦在位时的宽仁豁达迥然不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道《劝农桑，实仓廪诏》，要求各郡国严格核查田亩户口，鼓励垦荒，并对虚报政绩、盘剥百姓的官吏施以重罚。诏书言辞犀利，逻辑严密，显是出于精于吏治、深谙权术者之手。
靖王李凌（体质27）在议事堂与周勃（政治85，智力82）一同细读这些诏书。
“勃兄，太后秉政，雷厉风行啊。”李凌放下诏书，语气平静，目光却深邃，“此诏直指吏治与农本，切中时弊。然执行起来，必触动不少豪强官吏的利益。看来，新朝立威，首重内政。”
周勃颔首：“王爷明鉴。太后临朝，亟需树立权威。整顿吏治，充盈府库，乃是稳固根基之要务。我北地近年来在王爷治下，吏治相对清明，赋税亦多减免，与此诏精神本无冲突。然……朝廷或会借此，加强对各郡国的监察与控制。”
“这是必然。”李凌点头，“我等身为藩王，更需谨言慎行。勃兄，立即依诏精神，拟定我北地实施细则。重点是：一、再次核查军功授田的田亩分配，务必公正透明，严禁胥吏舞弊或豪强侵占；二、鼓励垦荒，新垦之地三年内免赋，但需严格登记造册；三、命各县长吏呈报详实户口、垦田数目，不得虚报，亦不得为求政绩而过度征敛。我们要做出表率，让朝廷挑不出错处。”
“臣即刻去办。”周勃领命，他深知在敏感时期，细节决定成败。
与此同时，边境的情报显示，匈奴的攻势在经历了夏季的高峰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左贤王部仍在代郡、雁门一带与汉军残余势力及灌婴（敏捷88）的骚扰部队周旋，但大规模攻城掠地的行动减少了，转而以劫掠乡邑、破坏生产为主。灌婴派回的斥候带来消息，称匈奴各部有向云中、五原方向收缩的迹象，似在进行部落间的草场轮换或内部调整，但其王庭主力仍在阴山以北虎视眈眈，不可掉以轻心。
“匈奴人也在观望。”李凌对高顺（体质26，武力86）分析道，“先帝驾崩，新朝初立，他们也想看看我大汉是否会因此内乱，或是边防松懈。此时，我们更要绷紧弦。传令灌婴，袭扰不可停，但要更加注重侦察，尤其是匈奴王庭的动向和其与西域诸部的联系。高顺，狄道及各塞防的整训、武备检修要持续进行，秋高马肥，正是胡虏用兵之时，需防其卷土重来。”
“末将明白！定不让胡虏有可乘之机！”高顺肃然应命。北地的军队，在李凌的督导下，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战备水平。
八月上旬，朝廷的使者再次抵达狄道，这次带来的并非普通诏书，而是对新君登基后各地诸侯王、郡守的正式册封和赏赐诏书，以及一道特殊的旨意：为示新朝恩宠，特许各藩王、列侯遣子嗣或重要僚属入长安朝贺，并“聆听圣训”。这看似荣宠的举措，背后蕴含的深意，却让李凌和周勃等人心中一凛。
“王爷，此乃‘质子’之策的变相施行啊。”周勃在私下进言时，语气沉重，“太后这是要借此察看各藩镇的态度，并将重要人物置于京中，以加强控制。”
李凌沉吟良久。他子嗣年幼，嫡子玄业尚在襁褓，庶子玄承也刚满周岁，自然不可能送去。那么，人选就只能从重要的僚属中考虑。这既是一个表态的机会，也是一个风险。
“此事需慎重。”李凌最终决定，“人选必须绝对可靠，且要能代表我北地，展现我恭顺之心，又不能是核心不可或缺之人。勃兄，你以为何人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