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造的器物能通过商人传得更广，便肯钻研更好的手艺。
农工越勤恳，商路越通畅；商路越通畅，农工的日子越宽裕，这是相辅相成的道理，何来乱根基之说？
先圣说商为末，是因古时商路闭塞，物产有限，怕逐利乱了秩序。
可如今天下初定，疆域万里，物产各异，若还抱着‘商为末’的旧念，让粮在仓里霉、布在架上朽，才是真的浪费国力。
本侯说的商道，不是让商人凌驾于农工之上，而是让商做那串珠的线，把天下的农工物产串起来，既让百姓过好日子，又让陛下的内库充实，国力强盛，这难道不是辅佐陛下的正道，怎么到了您这里，反倒成了‘歪理’？”
臣不敢辩驳先圣本意，却想问问隋公，《管子·轻重甲》有云：‘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辅佐齐桓公成霸业，难道不知商之利弊？
他既认可商贾存在，便是看清了‘商通有无’的根本——若无商贾转运，齐地的鱼盐运不到梁赵，鲁地的织锦传不到燕蓟，
请您仔细想一想，桓公凭什么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靠的正是商路通畅带来的财货丰足、国力强盛！
您说商人逐利害民，可《史记·货殖列传》里写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子贡曰，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而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这两位，一位是圣贤之徒，一位是商圣之范，他们逐利却不害民，反倒以商资国，以财济贫。
可见商之好坏，不在商本身，而在朝廷如何引导。
就像去年关中大旱，臣所知的几位商户，便是奉了陛下旨意，以朝廷贴息之利，从江南运粮入陕，既赚了该得的利，又解了灾区的急，这便是管子说的以利导之，以义制之，何害之有？
再论农工弃本，隋公可曾读《汉书·食货志》？
隋公沉思片刻，答道：“虽未精研，但也是读过的。”
“那好，其中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可紧接着也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若农人种的粮，只能在本村本乡售卖，多了便会烂在地里，谁还肯深耕细作？
若工匠织的布，只能自家穿用，再好的手艺也换不来粟米，谁还肯精雕细琢？
当年文景之治，为何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仅是轻徭薄赋，更因商路通畅，让关中的粟、巴蜀的布、齐鲁的盐能自由流通，农工见勤有所得，劳有所获，才肯尽心生产，这，便是商兴则农工旺的明证！
先圣说商为末，是因商周之时，天下分崩，物产寡薄，怕商贾借乱世囤货居奇，故重农抑商以安民生。
可如今陛下一统天下，四海升平，正该如《荀子·王制》所言，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若还抱着旧念，把商路堵死，让天下物产滞留，农夫的粮卖不出、工匠的物换不来，百姓日子穷苦，国库赋税短缺，陛下如何养兵戍边、如何赈灾兴邦？
臣说善用商道，从不是要颠倒纲常次序，而是要学管子，以商富民，以商强兵，学文景以商活农，以商兴工。让士人设规矩，掌监管，让农工出物产，求富足，让商贾通物流，促周转，如此，士导之，农本之，工辅之，商通之，才是《礼记·礼运》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根基，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