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毫不畏惧，继续念着咒语，声音越来越高亢。突然，她大喝一声：“走！”
影子猛地一颤，然后像烟雾一样逐渐消散。房间的温度恢复正常，灯光也稳定下来。
一切都结束了。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湿透。小晴也差不多，她靠在我身上，呼吸急促。
“它走了。”大妈抹了把额头的汗，“短期内应该不会回来了。”
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从钱包里掏出所有现金，塞给大妈：“谢谢您，真的太感谢了！”
大妈推回我的手：“收起来吧，我不靠这个赚钱。”她指了指楼下的方向，“要是真感谢我，以后想吃宵夜来就行。”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在这个人人自保的时代，我早已习惯了冷漠和算计，却在一个夜宵摊大妈这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一定，我们一定常去。”小晴替我说。
大妈笑了笑，收拾好东西：“天快亮了，我该回去了。你们也好好休息。”
她走后，我和小晴面面相觑，既不敢单独离开，也不敢留在这个刚闹过鬼的房间。
“要不...我们去开个房？”我提议。
小晴点点头。
那晚，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开了间钟点房。奇怪的是，经历了这场惊魂，我们并没有继续之前的事，只是和衣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我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个怀揣演员梦的少年，变成如今这个连一句台词都混不上的临时演员。她告诉我她来自一个小县城，为养活弟弟妹妹才走上这条路。
“我第一次‘接客’那天，哭了一整晚。”她说，眼睛望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我侧身看着她，突然发现卸去浓妆的她其实有一张清秀的脸。
“我们都还活着。”我说，伸手擦去她不知不觉滑落的眼泪。
那夜星空卫视在播放《喜剧之王》。
天亮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送她上车时，我突然脱口而出：“下次...下次我还点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傻瓜，你应该说‘我养你啊’。”
我们都笑了，但笑声中有种苦涩的共鸣。
从那天起，我和小晴真的经常去大妈的夜宵摊。有时是一起去，有时是各自去。大妈的摊子没有名字，就摆在影视城后门的一条小街上，来的多是像我们这样的边缘人：群演、保安、保洁、小商贩。
这里不像是个生意场所，更像是个避难所。大妈从来都是热情满满，哪怕你只点一碗最便宜的素面。她几乎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知道每个人的故事。
我和小晴的关系也在这种氛围中慢慢发生变化。我们不再是最初的买卖关系，而是成了朋友，然后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伙伴。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小晴来找我，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不肯说。那天大妈正好做了红烧肉，硬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多吃点，看你瘦的。”她对小晴说。
小晴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大妈看见了，什么都没问，只是又给她加了个荷包蛋。
那天晚上送小晴回去的路上，她终于告诉我，她弟弟要结婚了，家里向她要五万块钱。
“我上个月刚寄回去三万，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了。”她哽咽着说。
我沉默了一会。那时我刚接了一个有点台词的角色，拿到了两千块钱的“大红包”，原本计划买部新手机。
“我这里有三千，你先拿着。”我说，“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小晴停下脚步，看着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那晚她说的那句“你应该说‘我养你啊’”，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
“我...我也不知道。”我挠挠头，“可能就是见不得你难过。”
小晴笑了，眼里的泪花在路灯下闪烁。“你真是个笨蛋。”
“但我这个笨蛋，是真心对你好。”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虽然我现在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努力。你...你能不能不要再做那一行了？”
小晴愣住了，然后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但我们都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好累，我真的好累...”她一遍遍地说。
那晚之后，小晴搬来了我的出租屋。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救赎。她真的不再接客，而是去一家花店找了份工作，虽然工资只有以前的零头，但她说睡得踏实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和家里有瓜葛，因为她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们依然常去大妈的夜宵摊。大妈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关系变化，但从不点破，只是每次都会给我们的炒饭里多加个蛋。
两年后，我和小晴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是请大妈和几个常去夜宵摊的熟人吃了顿饭。大妈送了我们一套崭新的床品，说是“嫁妆”。
小晴用我们共同的积蓄，加上我偶尔还能接到几个特约演员的活儿攒下的钱，租了一个小铺面，真的开了一家小花店。店面很小，但她说那是她的天堂。
八年过去了。我们的花店没有扩大，但也没有关门。我早已不再做演员梦，年轻时憧憬的星光璀璨，已被生活的烟火气取代。
我们的孩子六岁了，叫张小雨。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大妈的那个夜宵摊，因为那里总有好吃的，还有大妈偷偷给她的糖果。
大妈老了，背驼了，但依然每晚出摊。她说她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舍不得这些需要一口热饭的孩子。
直到那个平常的夜晚，我们没有看到大妈熟悉的身影。她的侄子过来告诉我们，大妈早上去世了，无疾而终，就像她一生一样平静。
参加完大妈的葬礼，我和小晴做了一个决定。我塞了一些钱给她侄子，接手了她的夜宵摊，小晴则继续经营花店。我们给夜宵摊取名叫“回家”，招牌上印着大妈的照片，笑容和蔼如生。
现在的每晚，我都会推着那辆熟悉的餐车，来到影视城后门的那条小街。这里依然聚集着群演、保安、保洁，这些城市的底层人。
我学会了大妈的手艺，也学会了她待人的方式。有时小晴会带着女儿来帮忙，我们就像当年的大妈一样，给这些边缘人一点温暖。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给他们的碗里多加肉？”女儿有一次问我。
我摸摸她的头：“因为大妈以前也是这么做的。”
今夜，影视城依旧灯火通明。一个年轻的临时演员来到我的摊前，他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脸上还带着梦想的光泽。
“一碗炒饭。”他说，声音疲惫。
我给他炒了饭，特意多加了个荷包蛋和不少肉丝。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今天拍戏顺利吗？”我问。
他惊讶地抬头：“您怎么知道我是演员？”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吃完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我推了回去：“这顿我请。”
他愣在那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等我将来成了明星，一定百倍报答！”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起曾经的自己。小晴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递给我一杯热茶。
“想什么呢？”她问。
“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我说。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比年轻时明显了些，但在我眼里却更加动人。
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多年前那个决定在一起的夜晚。生活从未容易过，但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依然相互取暖，倔强地活着。
远处，影视城的霓虹灯依旧闪烁，讲述着别人的光彩人生。而我们的故事，就像大妈留下的那辆夜宵车，平凡，却承载着属于自己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