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认识一场，姐妹一场，有高兴的时候，也有挖挖瘩瘩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怨你，真的。你也……别怨自己了。好好活着，淑芬，替我……多看看这世上的太阳。秀……绝笔。”
最后那个签名，“秀”字只写了一半，墨水戛然而止，像一个未完的句点，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未尽的嘱托，永远地凝固在了泛黄的纸页上。
空气死寂。
殡仪馆特有的阴冷气息包裹着李国栋，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胸腔里翻涌着滚烫的岩浆，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颤抖着拿起夹层里另一张泛黄的纸片。
那是一份印制粗糙的“红星纺织厂内部职工股股权凭证”，持有人姓名：张淑芬。转让方签名栏，是一个极其虚弱的、几乎无法辨认的“张秀”，日期就在她去世前一周。旁边盖着厂工会模糊的红章。
这张轻飘飘的纸片，承载着母亲临终前沉重的救赎与期望——希望它能帮助张淑芬“好好治病”。
然而，这迟来的歉意和微薄的补偿，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非但未能平息波澜，反而在张淑芬早已扭曲的心湖中，激起了怎样的滔天巨浪？
李国栋想起了张淑芬抽屉里那些来自不同医院的、疑点重重的心脑血管药瓶；
想起她时而清醒时而恍惚的眼神；
想起她在监控里哭喊的那句“当年厂花评选我就该揭穿你！你抢了阿秀的标兵名额还不够吗？！现在连她儿子……”；
想起阁楼日记里那病态的“要让他永远属于我”……母亲的遗书，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所有通往黑暗真相的闸门！
张淑芬的“心病”，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抑郁或焦虑。她对母亲的嫉妒（厂花评选）、对意外事故的终身负罪感（更衣室事件）、以及母亲临终这份带着施舍意味的歉意和补偿（股权凭证），三者交织，在她本就偏执的精神底色上，发酵成了怎样一种可怕的执念？
——“阿秀抢走了我应得的风光和机会，甚至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愧疚
（她竟然原谅我？她凭什么原谅我！）。”
——“她死了，却把她的‘好’、她的‘善良’永远刻在了那里！我永远活在她的阴影下！”
——“她的儿子……长得真像她啊……如果我能得到他，照顾他，控制他……是不是就证明，我比她强？我才是那个能掌控一切的人？她欠我的，就该由她儿子来还！”
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的病灶，原来早在三十多年前的那间纺织厂女工宿舍里，就已悄然埋下。
母亲张秀临终前善良的“放下”，成了压垮张淑芬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她推向了用极端手段“占有”和“证明”的病态深渊。
而林晓梅，从小在母亲这种扭曲的爱与控制下长大，耳濡目染，将母亲的执念与自身的贪婪完美融合，最终编织了一张将李国栋全家拖入地狱的巨网。
“呵……呵呵……”
一声低沉、压抑、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笑声，突兀地在寂静的骨灰寄存处响起。
李国栋低着头，肩膀无法控制地耸动。那笑声里没有半分愉悦，只有无边无际的悲凉和荒诞。
他笑命运的残忍，笑这纠缠两代人、摧毁数个家庭的悲剧，竟肇始于一个“厂花”的虚名和一次无心之失的拧动；
他笑母亲临终的善良与宽恕，竟成了点燃恶魔之火的引信；
他笑自己，像一个愚蠢的飞蛾，被刻意模仿的“茉莉香”和“42度温水”诱捕，一头撞进这由陈年怨毒织就的罗网之中。
“先生？您……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