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创电子逐步走上正轨，王钦却无法长期滞留于此。他还是一个学生，浙大的学业不能荒废，杭州的“求是电子”也需要他回去掌控大局。
他必须开始扮演“双城记”的角色。
他将深圳的日常管理重任交给了郭强。郭强虽然不懂高深技术，但执行力强，认真负责，管理生产环节绰绰有余。技术难题则通过电话和信件向王钦远程请教。王钦为他制定了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质检标准，要求他务必严格执行。
同时，他让柳明月帮忙，从浙大电子系招聘了一名应届毕业生（愿意来特区闯荡的），派驻深圳担任技术员，辅助郭强，也负责与香港的技术对接。
安排好这一切，王钦匆匆返回杭州。
回到浙大，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补课和期末考试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硬是在短时间内赶上了进度，考试成绩居然还名列前茅，让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
考完试，他立刻扎进“求是电子”。吴建国将公司打理得不错，收音机生意虽然竞争加剧，但凭借已有的口碑和稳定的质量，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利润。王钦肯定了吴建国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
王清醒地认识到，收音机市场的红利期不会太长。他提出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优化现有产品，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二是投入研发新产品——便携式录音机。当时录音机市场正在兴起，利润更高。
他将研发任务交给了吴建国和技术团队，自己则负责总体规划和核心电路设计。
另一方面，他与校办工厂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由于他大部分精力转向深圳，杭州这边的业务比重下降，校办工厂有些微词。王钦亲自与厂领导谈判，最终达成新协议：校办工厂增加投资，占有“求是电子”更多股份，并获得录音机项目的部分收益，而王钦则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将利润投向深圳的默许。
稳定了杭州大局后，王钦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沟通南北上。
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实际上是火车硬座常客），频繁往返于杭州、深圳和东北之间。
在东北，他听取了赵大军的详细汇报。公司运营平稳，孙卫东改造良好，还在努力工作还债。王钦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肯定了大家的成绩，公布了深圳设厂的好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再次强调了管理和制度的重要性，并提拔了两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进入管理层。
他还亲自拜访了机械厂的付厂长和街道王主任，送上了从深圳带回来的电子计算器作为礼物，巩固了关系。付厂长对王钦在特区搞厂的事情惊叹不已，表示会给予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