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明月的回信很快，态度积极。她认为计划很有前景，表示可以说服校办工厂投入一部分资金（毕竟挂靠关系），但她个人资金有限。同时，她提醒王钦注意政策风险，建议他最好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挂靠单位。
赵大军的回信慢一些，但更实在。他召集了王建国、周电工等公司元老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王钦。东北公司可以挤出两万元资金，但要求占股比例不能太低，并且希望深圳厂将来能优先采购东北的元器件（如果质量达标）。赵大军在信末写道：“兄弟，放手去干！家里这边有我！”
两万元！这简直是雪中送炭！王钦激动不已。
虽然资金还有缺口，但希望大增。王钦立刻回信，同意了东北的投资条件和持股要求，并催促资金尽快到位。
有了东北的托底，王钦底气足了很多。他开始跑政府相关部门，咨询办厂手续。过程果然繁琐，各个部门踢皮球，对个体办厂（尤其是高科技）既无先例也无热情。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那个在技术交流会上认识的新加坡华裔商人，突然来招待所找他。对方开门见山，表示经过考察，对王钦的电路板项目很感兴趣，愿意投资三万美元，占股百分之四十，并且可以帮助从新加坡引进一台淘汰但尚可用的半自动生产线！
三万美元！按当时的黑市汇率，远超五万人民币！还有设备！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但王钦没有被惊喜冲昏头脑。他冷静地分析了利弊：好处是资金和设备瞬间到位，工厂起点更高；坏处是控股权减弱，而且对方是外商，合作中可能存在文化和管理上的摩擦，政策风险也更大。
是接受外资快速起飞，还是坚持内资缓慢爬行？
王钦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
他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和国内的伙伴商量。
他告诉新加坡商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
夜晚，王钦站在招待所门口，望着特区璀璨的灯火和忙碌的工地，心潮澎湃。
机会就在眼前，但陷阱也可能隐藏其中。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他必须做出最符合长远利益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