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工商人员，吴建国和几个员工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钦哥，这下怎么办？真不卖了？”吴建国焦急地问。
“卖！当然要卖！”王钦眼神锐利，“但不能在这里卖了。”
危机也是转机。这次检查让他意识到，窝在校门口这个小作坊里风险太高，必须寻求更安全的模式。
他立刻采取了几个行动：
第一，将所有库存收音机和核心元器件暂时转移到郑教授兴趣小组的实验室（借口是科研用品），分散风险。
第二，加快“挂靠”步伐。他通过郑教授的关系，联系上了浙大校办工厂的负责人。校办工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合法的生产经营许可。王钦提出，将“求是电子”作为校办工厂的一个“技术实验车间”或“三产门市部”，接受其管理，每年上交管理费。
校办工厂正愁效益不好，对这笔送上门的管理费和可能的分成很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虽然具体细节还需磋商，但原则已定。有了校办工厂这顶“红帽子”，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三，改变销售模式。他不再在前店大量摆放成品，而是将销售重心彻底转向批发和订单制。客户要看样机，约到校外其他地方；成交后，直接从分散的仓库提货，避免在店里囤积大量现货。
第四，给东北的赵大军发电报，让他以“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名义，尽快办理无线电产品经销的许可（东北政策相对宽松些），为未来可能的产品互通做准备。
一番操作下来，潜在的危机被巧妙化解，甚至还因祸得福，找到了更可靠的保护伞。
王钦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战略眼光，让吴建国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钦哥，我以后就跟定你了！”吴建国由衷地说。
王钦拍拍他的肩膀：“危机过去了，但教训要记住。以后做事，要更规范，更有预见性。”
经历此事，“求是电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隐蔽但也更稳健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