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古代的直臣，对国家知无不言，不避死亡，所以周昌把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人，即使面对刀砍沸水，也会勇往直前，实在是为当时的君主爱惜天下啊。建安以来，野外作战死亡的人，有的家族灭绝，即使有存活的，也只是遗孤老弱。如果现在宫室狭小，应当扩建，也应顺应时节，不耽误农务，何况是制作无益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殿、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君主不会兴建的，它们的耗费是建造殿舍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礼帽，身穿锦绣，乘坐华丽的车子，以此与平民区别；却让他们挖地运土，弄得面目黝黑，浑身是泥，双脚沾满污泥，衣冠不整，毁坏国家的光彩来崇尚无益之物，这实在是不应该啊。孔子说：‘君主用礼仪对待臣下，臣下用忠诚侍奉君主。’没有忠诚没有礼仪，国家怎么能立足！臣知道说出这些话必死无疑，但臣自比于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既然没有益处，死了又有什么损失！握笔流泪，心与世间告别。臣有八个儿子，臣死之后，就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时，他沐浴后等待命令。魏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管官员上奏要逮捕董寻，魏明帝却是下诏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奏说：“如今的小人，喜欢谈论秦汉时期的奢靡之事来动摇陛下的圣心；求取亡国君主那种不合礼制的器物，耗费人力物力来损害德政。这不是振兴礼乐和谐、保全神明福佑的做法。”魏明帝不听。高堂隆又上书说：“从前洪水滔天二十二年，尧、舜君臣只是面向南方从容治理而已。现在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夫和奴仆一起从事劳役，让四方蛮夷听到，不会是好名声，记载在史书上，也不是美名。如今吴、蜀二贼，不只是没有土地的小寇、聚集乡邑的盗匪，而是僭越称帝，想要和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施行德政，减轻赋税，遇事咨询德高望重的贤人，凡事遵循礼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警惕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很快讨灭他们而替国家担忧吗！如果报告的人说：‘那二贼都不行正道，崇尚奢侈没有限度，役使他们的百姓，加重赋税，百姓无法忍受，怨叹之声日益加剧，’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衰败而攻取他们不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事情的道理也就不远了！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最终导致灭亡；贤圣的君主自以为有灭亡的危险，最终得以不灭亡。如今天下衰败，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够一年的积蓄，外面有强大的敌人，军队驻守边境，内部大兴土木，州郡动荡不安，如果有敌寇警报，恐怕那些筑城的民工不会投身战场抵抗敌人啊。另外，将士官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和过去相比，只相当于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人又被断绝了粮食赏赐，不应该缴纳赋税的现在都要缴纳一半，这使得官府收入比过去多了一倍，而支出却比过去减少了三分之二。但财政支出，反而常常不够，征收牛肉之类的小额赋税，前后不断。反过来推想，所有这些费用，必定要用在某个地方。况且俸禄赏赐的粮食布帛，是君主用来恩惠供养官吏百姓、掌握他们生计的东西，如果现在废除，就是夺走他们的性命啊。已经给予他们又夺走，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魏明帝看了奏疏，便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这篇奏疏，让我感到恐惧啊！”
尚书卫觊上奏说：“如今议论的人大多喜欢说悦耳的话：谈论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二贼比作狸鼠。臣认为不是这样。四海之内，分为三个国家，众士人施展力量，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效力，这和战国时期六国分治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千里之内没有人烟，幸存的百姓困苦不堪。陛下如果不加以留意，国家将会衰败，难以重新振兴。武皇帝时期，后宫饮食不过一种肉菜，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加装饰，器物不上红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留下福泽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所看到的。当今的要务，应该君臣上下，核算府库储备，量入为出，还恐怕不够；却不停地大兴土木，奢侈之风日益盛行，国库日益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外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设立仙掌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圣明，常常嘲笑这种做法。汉武帝对露水有需求尚且被非议，陛下对露水没有需求却空设承接露水的装置，对爱好没有益处却耗费功夫，实在是圣明的思虑所应该裁断制止的。”
当时有诏书规定，要收回已经嫁给官吏百姓为妻的士家女子，让她们再嫁给士兵，允许用奴仆来赎身，又挑选其中容貌美丽的送入后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上天的儿子，百姓官吏也是陛下的子民，如今夺取那边的人来给这边的人，这和夺取哥哥的妻子送给弟弟没有区别，对于父母的恩情来说是偏私的。另外，诏书允许用年龄、容貌与妻子相当的奴仆来代替，所以富人就倾家荡产，穷人就借贷，高价购买奴仆来赎回自己的妻子。官府以配给士兵为名，实际上却把美貌的送入后宫，把丑陋的才嫁给士兵。得到妻子的人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愁，有的穷困，有的愁苦，都不得志。君主拥有天下却不能得到百姓的欢心，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几十万人，一天的费用不只千金，倾尽天下的财物来供给这项开支，还恐怕不够，何况还有后宫中额外的、没有登记的宫女。皇后外戚之家，赏赐没有节制，朝廷内外相互援引，花费相当于军队的一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为山，全靠当时天下统一，没有人敢与他抗衡。自从天下衰败混乱以来，四五十年间，战马不离鞍，士兵不解甲，强大的敌人就在边境，企图危害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想着崇尚节俭，却致力于奢靡，中尚方制作玩赏的器物，后园建造承露盘，这确实能让耳目感到愉悦，然而这也足以助长敌人的野心啊！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做汉武帝的奢侈之事，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可惜魏明帝不听。
这时，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有句话说：‘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臣的病日益加重，没有好转的迹象，常常担心突然去世，忠诚之心不能彰显，臣的赤诚之心，希望陛下稍加阅览！臣观察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相继，历经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夏桀、商纣之类的君主，放纵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变成废墟，纣的头被挂在白旗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拥有。难道他们是外人吗？他们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黄初年间，上天显示警戒，有奇异的鸟，在燕巢中生长，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大怪事。应当防备朝廷内部有像鹰一样飞扬跋扈的大臣。可以选拔诸王，让他们统治封国、掌管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各处，镇守安抚京城地区，辅佐帝室。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国家就会延续长久；百姓有怨叹，上天就会停止授命而传给有能力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的天下啊！”魏明帝亲手写诏书深切慰劳他。不久，高堂隆去世。
对此，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精深，立志匡正君主，借着天象变异陈述警戒，言辞恳切真诚，真是忠诚啊！至于他一定要更改历法，让魏以虞为祖，这就是所说的用意超过了常理吧！
魏明帝深恶痛绝浮华的士人，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选取有名气的人，名气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吃啊。”卢毓回答说：“名气不足以招致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士人：一般的士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有名气，不应当厌恶他们。愚臣既不能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管官员的职责正是按照名声考察平常的人才，只应当在以后检验他们的实际能力罢了。古代通过言论陈述政见，通过实际功绩明确考察；如今考核政绩的方法废弃了，却根据毁誉来升降官职，所以真假混杂，虚实相蒙。”魏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说略》一篇，下诏交给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考察《周官》中的考课制度，条文已经很完备了。但从周康王以后，朝政逐渐衰落，这就说明考课制度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执行的人。到了汉朝末年，朝政的失误难道是因为辅佐官吏的职责不够周密吗！如今军队有时聚集有时离散，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考核。况且，万目不齐，要举起纲绳；众毛不整，要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手下做官，伊尹在殷商为臣，不仁的人自然远离。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为百官做出表率，那么谁敢不恭敬严肃，何必依赖考课制度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功绩考察官员，三年考核后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优良制度。然而历经六代，考绩之法并未显着推行；七位圣王时期，课试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是因为考课制度的大致框架可以遵循，但详细细则难以完全列举。俗话说‘世间有扰乱秩序的人，没有扰乱秩序的法’，如果法律可以独自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不必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助了。如今上奏讨论考绩的人，陈述周代、汉代的做法，连缀京房的主旨，可以说是明白了考课的要点。但要说靠这来推崇礼让之风，实现政治清明，我认为还不够完善。如果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察举推荐，由公府征召试用，担任地方长官或属吏，再按功绩依次补任郡守，有的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课最紧迫的事务。我认为应当明确采纳这种主张，让他们制定考核州郡的具体办法，办法制定后施行，设立必信的奖赏，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及朝中大臣，也应当依据他们的职责进行考课。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朝中大臣，负责纳言补阙，没有善举不记录，没有过失不检举。况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所能遍照的；所以君主是元首，大臣是四肢，明确君臣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就事业。因此古人说，朝堂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的枝桠；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只守职责、通过考课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呢！如果让大臣们只求安身保位，没有被罢免的罪责，而尽忠为公的人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得不到发扬而私议却盛行，即使让孔子来主持考课，也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清理民政、管理万物，这是立国的根本。依照名分考察实际，纠正勉励形成常规，这是治理的末节。根本大纲没有确立却去制定末节的规程，国家的谋略不被重视却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辨明明暗之理啊。”
众人议论了很久，最终没有决定下来，考课法最终没有施行。
对此，司马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识别人才的方法，就连圣贤都觉得困难。所以从毁誉中寻求人才，就会导致爱憎之争兴起而善恶混淆；从功绩记录中考察，就会出现巧诈横行而真伪相冒。总之，根本在于做到至公至明罢了。身居上位的人做到至公至明，那么下属能否胜任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没有办法隐藏。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制度，只会成为徇私欺瞒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明察是内心的品质，功绩记录是外在的痕迹。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端正，却去考察别人的外在痕迹，不也是很困难吗！
身居上位的人，果真能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扰乱意志，那么要了解治经的士人，就看他是否博览强记、讲论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的人；要了解治狱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弄清真假、不使冤屈，这就是善于治狱的人；要了解理财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使仓库充盈、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要了解治军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战胜攻取、使敌人畏惧服从，这就是善于治军的人。至于百官，都是如此。虽然要向别人咨询，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要考察外在痕迹，但洞察在于内心，研究核实实际情况而斟酌恰当与否，这种精妙之处，无法用言语描述，无法用文字记载，怎么能预先制定法规而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说：君主治理天下，大到整个天下，小到一个诸侯国，内外官员数以千万计，考察升降，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并非如此。凡是身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主。太守在一郡之上，刺史在一州之上，九卿在属官之上，三公在百官之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考察升降下属，君主也用这种方法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又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实行的，京房、刘邵只是阐述修订而已，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官员，任职时间长，责任专一，立法宽松，要求长远成效。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然后才治罪；禹治水，使九州统一、四方安定，然后才奖赏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方法，计较琐碎的考核，苛求短期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实异的，不能不仔细分辨。考绩制度不是在唐尧、虞舜时期可行而在汉、魏时期不可行，是因为京房、刘邵没有抓住根本而追求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掌管选举，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任用逃亡的俘虏为上将，周武王提拔渔夫为太师，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规，试用之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是这样的。您想把牧野之战的情况等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期，把斩蛇起义比作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不合常规的举动，开辟提拔奇人的途径，将会使天下人争相奔竞啊！”
卢毓评论人物和选拔官员，都先看品性德行，再谈才能。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就此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小才能成就小善。如今说一个人有才能却不能行善，这是才能不合用啊！”李丰佩服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