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压力进一步升级。一组“特别调查员”突然来到研究所，声称接到“举报”，要检查他们的“科研经费使用情况”。
这明显是来找茬的。调查员们仔细检查每一笔账目，质疑每一项支出，甚至要求查看所有实验记录的原始数据。
“这是明显的刁难，”小张愤愤不平，“他们根本不懂科学研究，却在那里指手画脚。”
更令人不安的是，调查组中有个人特别关注那些生物样本和实验数据，反复询问它们的来源和保管方式。
“他们在找机会销毁证据，”伊万诺夫敏锐地察觉，“必须加强样本的安全保卫。”
果然，当晚就发生了闯入事件。两名陌生人试图潜入样本库，幸亏保安及时发现，未能得逞。但这件事敲响了警钟：对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行动。
团队召开了紧急会议。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大家必须做出艰难决定。
“我们可以选择妥协，”一位成员提议，“暂时停止敏感调查，专注于防治工作，等风头过去再说。”
“不行！”顾静昭坚决反对，“每拖延一天，就可能有多一天的无辜者受害。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安危就放弃责任。”
争论持续到深夜。最终，林闻溪做出了决定：“我们将采取双轨策略。公开层面上，我们暂时降低调门，配合调查；私下里，我们继续研究，并将证据通过其他渠道送出去。”
这个计划风险极大，但这是唯一能在当前困境中继续前进的方法。
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一部分人负责应付调查组，表现得配合甚至顺从；另一部分人则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继续关键研究。
最重要的证据和样本被秘密转移至多个地点保管，防止被一网打尽。通讯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甚至重启了战争时期的地下交通线。
与此同时，林闻溪开始联系那些仍然可信的国际友人和组织。通过层层转接，证据被一点点送出去，如同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海。
这个过程缓慢而危险。好几次，传递渠道差点被截获；有两位交通员在传递过程中失踪，生死不明。
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证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某国际人权组织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几位外国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询；甚至联合国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压力之下，对方的行动变得更加激进。一天清晨，研究所突然被武装人员包围，声称要“查封危险物品”。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伊万诺夫愤怒地抗议，但无济于事。
关键设备和资料被强行带走，实验室被贴上了封条。团队成员被限制离开延安， effectively 被软禁。
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转机再次出现。周副主席突然派人秘密传信，要求会见林闻溪。
这次会见地点不在办公室，而是在一个偏僻的农家院落。周副主席身着便装，神情严肃。
“林大夫，情况我已经了解，”他开门见山，“某些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底线。中央对此并不知情，是某些人的个人行为。”
林闻溪心中一振：“那我们的工作...”
“需要改变策略，”周副主席说，“直接对抗只会造成更大损失。我建议你们暂时转向应用研究，把重点放在防治工作上。同时，通过国际渠道继续施压。”
他递过一个纸条：“这是几个仍然可信的国际联系人。小心使用，他们会帮助你们。”
带着新的希望和更加复杂的任务，林闻溪回到了被封锁的研究所。虽然困境依旧，但至少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团队表面配合“整顿”，实际上却在秘密继续着关键工作。证据通过新的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出，国际压力持续增大。
终于，在某个清晨，那些“调查员”突然撤离了，查封令也被无声无息地取消。虽然没有正式道歉，但显然背后发生了某种变化。
上报受阻的困境暂时缓解，但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斗争远未结束。那个国际网络仍然存在，只是暂时收敛了爪牙。
实验室重新开放的那天，林闻溪站在门口，对团队成员说：“我们挺过了一场风暴，但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后面。记住，科学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无论面临什么困难，这个初心不能改变。”
阳光照在经历风雨的实验室牌匾上，“中西结合，造福苍生”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他们将继续前行，为了真理，为了生命，为了那些不能发声的人。
上报受阻陷困境，但追求真理的心永不屈服。在这片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土地上，希望之火依然在风中顽强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