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森顾问的突然闯入，让本就剑拔弩张的会议室气氛变得更加微妙。这位美国医疗援助顾问的到来，无形中给西医协会的代表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仿佛他们的“科学性”得到了国际权威的背书。何敬之的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扬起，热情地邀请汤姆森在主席台旁就坐。
郑昌明整理了一下领带，语气更加笃定：“汤姆森先生来得正好。我们正在与这位林先生探讨，是否应该将缺乏科学验证的传统民间疗法，纳入国家战时医疗体系。这关乎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想听听国际友人的看法。”
汤姆森微微颔首，用略显生硬但足够清晰的中文说道：“现代医学建立在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等科学基础上，具有可重复、可验证的特点。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对于传统医学，我们尊重其文化价值，但若涉及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政策，的确需要审慎的、基于证据的评估。”他的话听起来客观，但倾向性不言而喻。
压力再次倾泻到林闻溪身上。
然而，林闻溪的神色却依旧平静。他看向汤姆森，不卑不亢地问道：“汤姆森先生，请问您到中国多久了？是否去过西北或西南前线战地医院？”
汤姆森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对方会问这个：“呃，我来重庆三个月，主要负责顾问和协调工作，尚未有机会前往前线。”
“那么，您可能无法完全体会前线缺医少药的极端困境。”林闻溪的声音沉稳有力，“当伤员因为一枚小小的子弹造成的感染而截肢甚至死亡，当一场普通的痢疾就能让一个连队失去战斗力，而您手边只有寥寥无几的青霉素和磺胺时，您是否会拒绝使用当地确实有效的草药来救命？当日军可能发动细菌战，而我们没有足够的疫苗和特效药时，您是否愿意坐下来，等待漫长的双盲试验结果，而不是立即采用经过千年疫情检验证明有效的防疫古方？”
一连串的问题，基于最残酷的现实，直接拷问着医学伦理的底线。
汤姆森一时语塞，他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否认挽救生命的优先性。
林闻溪趁势转向所有与会者：“诸位口口声声科学、证据。请问，在西北，我们用改良的‘辟瘟解毒饮’配合隔离措施，将霍乱发病率降低了四成，死亡率降低了六成，这算不算证据？我们用针灸和草药外敷，有效缓解了大量伤员的疼痛和感染，节省了宝贵的西药，这算不算证据？这些，都是我手头详细记录在案的病例和数据！难道因为它们不是在实验室里用小白鼠做出来的，就要被斥为‘无效’吗？”
他举起一叠厚厚的、写满蝇头小楷和绘制着简易图表的笔记：“这就是我的证据！来自战场和疫区的第一手证据！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务实，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固守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罔顾现实人命！”
他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和悲悯之情。
一些原本只是跟风反对的西医代表低下了头，若有所思。郑昌明脸色难看，还想反驳：“你这是混淆概念！个案的成功不能代表普遍规律……”
“那我们就来谈谈规律！”林闻溪毫不退让，“中医理论看似抽象，但它是古人从海量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规律性认识！阴阳失衡、气血不通、邪气入侵……这些概念背后对应的是实实在在的病理状态和调节方法！西医善于微观分析，中医长于宏观调控，二者并非水火不容，恰恰可以互补短长！我的草案，核心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中医的经验智慧能够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研究、去提炼、去标准化，让西医的药物和手段能够放在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框架下更精准地使用！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科学进步吗？”
他描绘的愿景，超越了过去非此即彼的争论格局，指向了一个更具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