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锋沉凝，继续写道：“西府如今，正如娘子所料，外示进取，内修战备。骤遇强敌，硬碰非智，然坐守亦非良策。唯有以正合，以奇胜。正者，乃整军经武，联络坞堡，固我江淮根本，使敌无隙可乘；奇者，乃择利而动，攻其必救，或断其粮秣，或扰其腹心，挫其锐气，乱其部署，待其疲敝露出破绽，再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之。”
他的字里行间，隐约呼应了那份正在执行的奇袭计划，却又不露具体形迹。
“至于迁都之议，”他笔下一顿，墨迹稍凝，“一时受阻，未必非福。虚名之争，不及实利之得。若能借此战，真正肃清江北，则洛阳不过囊中之物，何时不可还？届时，非迁都于洛阳，而是王师光复旧都，其势其威，岂是昔日空议可比？”
这是他首次在书信中，如此清晰地表达对整体战略的看法，甚至带着一丝超越当前困境的视野。
最后，他写道：“江北虽危，亦藏大机。乱局之中，方显英雄本色。昶虽不才，亦知顺势而为，谨言慎行之要。蒙娘子挂念，感佩于心。”
书信送出，陆昶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这并非简单的儿女情长，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交流与智力激荡。在姑孰这片男性主宰的、充斥着压力与谋略的天地里，能有一个远在建康的智慧心灵，理解并参与他的思考，这份共鸣，珍贵无比。
数日后，谢道韫的回信再次抵达。这次，她的信更短，只在阿罗的信末添了数行：
“郎君之论，深得‘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妙。庙堂之议，不过浮云；江淮之固，方为基石。奇正相生，静待天时。甚善。”
“近日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颇有所得。为将者，非惟勇猛，更需耐性。郎君以为然否？”
她引兵家之言，以史为鉴，既是肯定，亦是提醒——提醒他即使在积极的谋划中，也需保持必要的耐心与冷静。
尺素往来，跨越千里烽烟。
两人虽未当面，却在这乱世棋局之上，通过笔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默契的推演与共鸣。
这无声的交流，如同为陆昶紧绷的神经注入了一股清泉，让他在这波谲云诡的姑孰风云中，思路愈发清晰，心志也愈发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