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旅类考核，需结合国内贸易与海外通商。曾随市舶司出海的翰林院刘学士建议：“需考‘规则’与‘核算’，这是商税管理的核心。” 最终确定：一是 “贸易规则”，考大唐与西域、天竺的贸易流程（如市舶司的报关手续、关税缴纳标准）、不同地域的物产差异（如岭南的蔗糖、蜀地的丝绸）；二是 “税收计算”，给出具体商品（如一匹丝绸、一百斤胡椒）的交易场景，让考生计算应缴商税，甚至考 “如何识别商人虚报的交易金额”；三是 “物价调控”，针对粮价、布价波动的场景，让考生提出稳定物价的方案，如 “粮食丰收时如何储备、歉收时如何调配”。
方案制定过程中，众人也有争论 —— 比如农艺类是否要考 “天文历法与农时的关系”，工坊类是否要增加 “染料制作”，但最终都以 “是否贴合当前实务需求” 为标准，砍掉了过于冷门或短期用不上的内容。经过三日的反复打磨，《科举技艺科试点考核方案》终于定稿，呈给唐太宗审阅后，当即获批。
贞观十七年冬，唐太宗正式下诏，公布科举改革试点方案：“今增技艺科，试于长安、洛阳两地，择农桑、工坊、商旅之能者，任实务之职，以观成效。”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反应截然不同：
长安贡院外，寒门士子们围在告示前，激动地议论纷纷。二十岁的陈生，出身农家，自幼跟着父亲耕作，熟悉各类农具，却因经史不佳，两次科举落榜，如今看到 “农艺科考核种植、农具”，眼中满是希望：“我懂水稻育秧、会修水车，这下终于有机会入朝了！” 像陈生这样的寒门士子不在少数 —— 他们或擅长纺纱、或懂商税核算，却因传统科举的 “经史门槛” 被挡在仕途之外，技艺科的试点，对他们而言，是 “改变命运的机会”。短短三日，长安报考技艺科的寒门士子便达三百余人，洛阳也有两百余人报名。
而世家子弟中，反应则多是不屑与观望。吏部尚书家的公子李轩，与几位世家子弟路过贡院，看着热闹的寒门士子，嗤笑道：“不过是学工匠技艺的‘末流科’，就算考上，也只是管农耕、工坊的小官，有什么值得兴奋的？” 多数世家子弟选择继续报考传统科举，少数人则抱着 “好奇” 或 “为家族打探虚实” 的心态报名，人数不足五十。
张柬之得知试点消息后，坐在府中，手中的茶杯重重落在案上，茶水溅湿了奏疏。他虽仍反对，却也知道 “试点” 已成定局，无法直接阻止，便召来几位亲信官员，低声嘱咐：“你们负责长安、洛阳技艺科的监考与后续考察，务必‘严格把关’—— 若发现录取者有‘技艺不精’‘处事不当’之处，立刻记录在案，待试点结束，便以此弹劾，证明技艺科‘选拔不出可用之才’，让陛下知难而退！”
亲信们纷纷应下，暗中开始筹备 “挑错” 事宜 —— 有的计划在考核中增加超纲内容，有的则准备在录取者任职后，故意给他们安排难以完成的任务。
李逸早已料到张柬之会暗中使绊子，在试点方案公布后，特意召集负责考核与任职安排的官员，召开秘密会议：“此次试点，关乎技艺科的未来，绝不能让保守派找到借口。考核时，务必公平公正，试题严格按方案来，不增删、不刁难；录取者任职后，要给予必要的指导与支持，比如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官带教，提供实务所需的资料，确保他们能顺利开展工作。若发现有人暗中作梗，立刻上报，朕会亲自处理。”
官员们纷纷点头 —— 他们中不少人曾参与过技艺局的工作，深知实干人才的重要性，也愿意为改革保驾护航。
冬至过后，长安、洛阳两地开始筹备技艺科的考核 —— 贡院内专门开辟了 “技艺考场”，农艺科的考场外搭建了模拟田垄，摆放着曲辕犁、水车；工坊科的考场内设置了纺纱机、锻造炉；商旅科的考场则准备了各类贸易文书与税收账本。考生们陆续进入备考阶段，寒门士子们互相交流种植技巧、锻造经验，世家子弟们则多是独自看书，气氛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李逸站在长安贡院外，看着往来的考生，心中满是感慨。他知道，这场试点，不仅是对技艺科的考验，更是对 “实干兴邦” 理念的验证。若试点成功，未来大唐的科举制度，将不再是 “唯经史论英雄”，而是 “经史与技艺并重”；朝堂上的官员，也将既有懂圣贤之道的教化者，也有懂实务技艺的实干者。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贡院的红墙上，映得 “技艺考场” 的牌子格外醒目。李逸转身离去，背影坚定 —— 他已做好准备，迎接试点过程中的挑战，也期待着半年后，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让保守派无话可说，让技艺科真正在大唐的土地上，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