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德山谷间回荡的不再是炮火轰鸣，而是另一种近乎残酷的喧嚣——口令声、操练声、器械碰撞声、以及坦克引擎的咆哮声，共同交织成一曲紧张激昂的重生乐章。两个月！这个如同紧箍咒般的期限，让整个第十三兵团上下都弥漫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紧迫感。所有的悲伤、疲惫，甚至刚刚获得的荣誉感，都被这股强大的压力暂时压制，转化为一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绝。
林文澜成了整个兵团最忙碌、也最严苛的人。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训练场，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细节。他取消了司令部所有不必要的文书工作和会议，要求所有机关人员，除必要值班外，一律下到基层连队，参与训练，解决问题。
“练！往死里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都给我刻在骨子里！”这是他每天说得最多的话。
训练强度被提升到了极限。天不亮，急促的哨声就划破黎明，全副武装的急行军、山地攀登、雪地潜伏……成为家常便饭。射击训练不再追求精度，更强调在极度疲劳状态下的快速反应和火力密度。投弹训练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手榴弹准确投入几十米外的环形工事。土工作业更是重中之重，林文澜要求，每个连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构筑出能抵御105毫米榴弹炮直接命下的坚固掩体和交通壕。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装备之困：
期盼中的大批苏式装备，并未如想象中那般迅速、充足地到来。运抵的往往是零散的批次，型号不一，配件不全，与之配套的技术资料和顾问更是稀缺。面对这些结构复杂、操作方式与美械、日械迥然不同的“钢铁怪物”，很多从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也犯了难。
坦克训练场，几辆刚刚到货、油漆还崭新的苏制T-34/85坦克停在那里，如同一头头沉默的钢铁巨兽。原坦克团的骨干，现在的装甲营教导员，围着坦克转了好几圈，看着那些俄文标识的操作杆和仪表盘，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玩意儿……跟咱们开过的谢尔曼、潘兴，完全不是一回事啊！”他挠着头，对身边几个技术尖子说道，“离合器感觉不一样，转向也沉，这观瞄镜……”
“教导员，说明书全是老毛子字，看不懂啊！”一个排长苦着脸。
“看不懂？那就用手摸，用脑子记！”林文澜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拍了拍冰冷的装甲，“敌人不会等我们看懂说明书再进攻！找！去补充兵里找，有没有懂俄文的，哪怕只认识几个字母也行！没有？那就去友邻部队请教，去兵团司令部找翻译！实在不行，就把每个按钮、每个拉杆的作用，给我一点点试出来！画成图，编成顺口溜，让所有人都背熟！”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一场“土法上马”的技术攻关在各个技术兵种中展开。识字的干部和技术骨干，连夜挑灯，借助简陋的词典和请来的少量翻译，逐字逐句地啃着技术手册。不识字的战士，就靠老兵和懂行的战友口传心授，死记硬背。他们把坦克、火炮的构造和操作流程画在木板上、刻在墙上，吃饭、睡觉前都要看上几眼。没有足够的燃油进行实车训练，他们就进行“静态模拟”，坐在不能发动的坦克里，一遍遍地练习操作流程，熟悉每一个开关和仪表。
新老磨合：
新兵们更是苦不堪言。他们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来到朝鲜，却首先面对的是远超想象的严酷训练和朝鲜半岛依旧刺骨的春寒。很多人脚上磨满了血泡，肩膀被枪带勒得红肿，双手因反复挖掘冻土而布满裂口。巨大的体力消耗和严苛的纪律，让一些年轻的学生兵产生了抵触和畏难情绪。
“排长，这训练也太狠了……比国民党抓壮丁还狠……”一个来自江南水乡的新兵，在一次夜间强行军后，瘫倒在地，带着哭腔抱怨道。
他所在的排长，是长津湖战役中幸存下来的老兵，脸上还带着冻伤的疤痕。老兵没有骂他，只是默默地坐到他身边，脱下自己的鞋子，露出那双因严重冻伤而变形、布满紫黑色印记的脚。
“看见没？”老兵的声音沙哑而平静，“这是在长津湖冻的。我们一个连，一百多号人，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二十个。大部分，不是被打死的，是活活冻死的。”
新兵看着那双触目惊心的脚，愣住了。
“为什么？”老兵盯着他，“就是因为咱们以前训练不够苦，准备不够足！不知道在冰天雪地里怎么活下来！你现在觉得苦？我告诉你，真到了战场上，敌人不会给你喊苦的机会！你现在多流一滴汗，多挖一锹土，将来就可能保住你一条命，也可能多杀一个敌人，为你那些还没见过面就牺牲了的战友报仇！”
新兵羞愧地低下了头，咬着牙，重新站了起来。
类似的情景在各个连队不断上演。老兵们用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和沉痛的战斗经历，作为最生动的教材，将战斗精神、生存技能和阶级感情，一点点灌输给新兵。这种“传帮带”，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意志和灵魂的淬炼。
思想动荡：
超强度的训练和严酷的管理，也引发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思想动荡。在一次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名缩编后的团长就忍不住抱怨：“司令员，这么练下去，部队太疲劳了，伤病员增多，士气也受影响。是不是……稍微缓和一下？毕竟很多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