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下停停，几日不绝。天地间只剩下一种颜色，白得刺眼，也白得绝望。破屋像个被遗忘的雪馒头，孤零零杵在村尾，烟囱里冒出的那点稀薄炊烟，还没升多高，就被凛冽的北风撕得粉碎。
苏宁的日子，变成了一场和严寒与孤寂的拉锯战。
水缸冻得结结实实，每天早上，她都得用斧头背哐哐砸上好一阵，才能凿开一个冰窟窿，舀出混着冰碴子的水。手冻得没了知觉，碰到冰冷的铁斧柄，像被咬了一口，钻心地疼。柴火金贵，她舍不得烧炕，只敢在做饭时把灶膛烧旺一点，借着那点余温暖和一下冻僵的手脚。晚上睡觉，她把能盖的东西全压在身上，依旧冷得缩成一团，牙齿咯咯作响。
吃食更是简单到可怜。红薯、冻得硬邦邦的野菜团子、掺着大量麸皮的玉米粥，就是一日三餐。那点珍贵的细粮和腊肉，她一口也舍不得动，得留着，万一……万一生病，或者有别的急用。偶尔煮猪食时，看着那翻滚的、带着点油星的野菜糊糊，她都会恍惚一下，想起陆信在家时，两人围着灶台吃一碗热乎饭的情景。那时觉得清苦，现在回想，竟有种遥不可及的暖意。
草编是她对抗虚无的唯一武器。手指冻得僵硬不听使唤，她就编一会儿，把手揣进怀里暖一暖，再继续。油灯的光线昏暗，她就把凳子挪到窗户边，借着雪地反射的微光干活。眼睛酸涩得流泪，她就用冷毛巾敷一敷。她不再编那些费时费力的精巧玩意儿，而是专注于供销社订单需要的实用筐篓，速度更快，换钱也更稳妥。每一个编好的筐子，都像是通往春天的一块垫脚石。
每隔十天半月，她依旧会全副武装地去一趟公社，找王老头交货、拿钱。来回二十几里雪路，深一脚浅一脚，摔跤是常事。有一次，她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路边的雪沟里，篮子飞出去老远，草编品散了一地。她趴在冰冷的雪地里，半天没爬起来，不是因为疼，而是那一瞬间涌上来的、铺天盖地的委屈和无力感，几乎将她淹没。她真想就这么趴着，再也不动了。
可最终，她还是咬着牙，一点一点爬出来，拍掉身上的雪，把散落的东西一件件捡回来，重新捆好。路，还得自己走。
这天，她从公社回来，天色已晚。风雪更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她挎着空篮子，怀里揣着刚换来的几毛钱和一小包盐，缩着脖子，顶风往家赶。快到村口时，隐隐约约听到老槐树下有几个人影，似乎在争吵什么。风雪声太大，听不真切，只模糊听到“陆信”、“水库”、“出事”几个字眼。
苏宁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她几乎是踉跄着冲过去，拨开风雪，看清了树下的人——是王老五和赵小栓，还有两个面生的汉子，正围着一个穿着邮局绿制服、推着自行车的人问话。
“咋回事？谁出事了？”苏宁的声音因为惊恐和寒冷而变调，冲上去抓住那邮递员的胳膊，“是不是陆信？水库那边怎么了？”
邮递员被她吓了一跳，看清是个年轻媳妇，叹了口气：“你是陆信家的？别急别急，不是啥大事。就是水库工地那边前两天下大雪，塌了点方，伤了几个人，陆信好像……胳膊被石头蹭了下，不严重，工地卫生所处理了。这边有他捎回来的一封信，正好，给你吧。”
邮递员从挎包里翻出一个皱巴巴、沾着点泥污的信封，递给苏宁。
苏宁接过信，手指抖得厉害，几乎捏不住。王老五和赵小栓凑过来，嬉皮笑脸地想看热闹：“信子里写的啥？信哥没事吧？”
苏宁把信紧紧捂在胸口，像护着什么绝世珍宝，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转身就往家跑。风雪扑打在她脸上，和滚烫的泪水混在一起，她也顾不上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