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立在诗歌后段得到进一步强化。黄永玉呼喊的\"虹桥！\"与沈从文牵手的\"幸福\"，共同构成了民间美学的象征体系。虹桥不求永恒，转瞬即逝却光彩夺目；边城的渡桥不载龙气，只渡平凡人的悲欢。诗人通过这两组意象的对比，实际上建构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权力主导的、断裂的、充满暴力干预的历史；另一种是民间自发的、连续的、以幸福传递为旨归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将这两组意象并置时，并未采用对抗性修辞，而是让它们如两座并行的桥梁，各自承载不同的历史记忆。这种并置本身即是一种诗性智慧——真正的文化传承既需要正视权力对空间的塑造，也不能忽视民间对空间的重新定义。桥，在这里成为多元历史共存的隐喻。
四、方言的诗学政治：粤语作为抵抗与传承的载体
《桥嚟桥去》作为粤语诗歌，其语言形式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宣言。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写作往往被视为对文化同质化的抵抗。粤语作为汉语族中保留古汉语元素较多的方言，其入声韵尾和复杂声调为诗歌提供了普通话难以企及的音韵资源。诗中\"脉\"(ak)、\"桥\"(kiu)、\"嚟\"(i)、\"去\"(heoi)等字在粤语中形成的丰富押韵效果，是任何翻译都无法完整传达的。
更深层看，粤语诗歌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实践。当诗人用\"睇\"而非\"看\"，用\"嚟\"而非\"来\"时，他不仅在用词上选择了方言，更在认知方式上接续了岭南文化的感知传统。法国理论家德里达曾言\"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粤语中大量存在的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结构，使《桥嚟桥去》这样的诗歌成为古今对话的活态现场。
诗歌最后两行尤为耐人寻味。\"从文牵手幸福去\/睇到齐家幸福嚟\"中，\"齐家\"典出《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诗人将其从儒家正统话语中剥离，与\"幸福\"这个现代概念结合，创造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意境。这种语汇的混用非但不显突兀，反而因粤语自身的包容性而显得自然——岭南文化本就是中原正统与海洋文明交融的产物。
五、走向桥式诗学：短诗中的宏大叙事可能
《桥嚟桥去》以六行之简，承载千年历史之繁，展现了短诗表达宏大叙事的独特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桥\"这个意象的选取。桥，因其连接两岸的本性，天然具有凝练时空的能力。诗人无需铺陈历史细节，只需将朱元璋、黄永玉、沈从文等符号性人物安置于桥的语境中，文化记忆便自动在读者意识中展开。
这种\"桥式诗学\"的核心在于对\"之间\"状态的把握。桥既不属于此岸，也不属于彼岸，而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领域。同样，《桥嚟桥去》中的历史既非纯粹的权力叙事，也非单纯的民间记录，而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辩证的观察视角。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提出\"星座化\"的历史观，认为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如星座般共时性呈现。《桥嚟桥去》正体现了这种历史观——明代龙脉、湘西虹桥、当代幸福观如星辰般在诗歌的苍穹中同时闪耀，彼此照亮。
诗歌结尾处幸福的\"去\"与\"嚟\"构成循环，暗示历史不是单向度的前进，而是如桥上人流般的往复运动。这种循环时间观既不同于进步主义的直线历史，也不同于复古主义的倒退历史，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螺旋式发展——幸福在传递过程中既有回归也有创新，如同粤语既保存古音又不断吸收新词。
结语：作为文化基因库的方言诗歌
《桥嚟桥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示范了方言诗歌如何成为文化基因的保存库。在普通话日益主导的当代语境中，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正面临传承危机。而如《桥嚟桥去》这样的方言诗歌，通过将日常口语提升为诗性语言，实际上在进行着一种文化的活态保护。
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或许在于，它用最地道的粤语表达了最普世的情感——对幸福的向往与传递。当沈从文\"牵手幸福\"的形象与\"齐家幸福\"的愿景相遇时，地域性与普遍性达成了完美和解。这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固守某种纯粹的本真性，而是在开放中保持自我，在流动中建立连接——恰如桥的本质。
《桥嚟桥去》最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文化自信：方言不必退缩为地方主义的堡垒，而可以成为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桥梁。当我们在诗中看到\"日月接龙桥\"的壮阔、\"虹桥\"的绚烂、\"幸福嚟去\"的温馨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岭南文化的自我表达，更是所有文化如何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参与人类共同的精神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桥的辩证法最终指向的是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统一性的辩证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