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粤语方言的口语化特征，并未削弱诗歌的审美张力，反而让抽象的生命命题变得可感可知。中国传统诗学强调 “诗缘情”，而情感的表达往往依赖于具体的语境与鲜活的语言。《道嚟》摒弃了书面语的雕琢，以岭南百姓日常使用的 “嚟”“咗”“走” 等词汇为媒介，让 “到来” 与 “离去” 不再是哲学典籍中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感知的寻常事 —— 是村口老树下等待归人的期盼，是集市散场后人群的熙攘离去，是亲友相聚又别离的怅惘。这种 “以俗见雅” 的表达，恰如白居易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诗学主张，让诗歌回归生活的本质，也让读者在熟悉的方言语境中，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二、“道” 的思辨：从语言游戏到哲学追问
如果说诗歌的前半部分是对 “生命聚散” 的具象描绘，那么后半部分则转入对 “道” 的抽象思辨，形成了 “现象 — 本质” 的逻辑递进。“道嚟咗，道喺道 \/ 道喺唔喺道 \/ 道唔道，唔喺道”，这几句以 “道” 为核心，通过粤语中 “是（喺）” 与 “不是（唔喺）” 的判断，以及 “道” 字的重复与拆解，构建出一场关于 “道” 之本质的哲学对话，其思辨方式既呼应了道家经典《道德经》的智慧，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语言实验。
“道”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最早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认为，永恒的 “道” 是不可用语言言说的，一旦用语言去定义它，便会局限其无限性。《道嚟》开篇 “道嚟咗”，便巧妙地将 “道” 与 “嚟”（到来）结合，赋予了 “道” 以动态的 “趋近性”—— 仿佛 “道” 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终极真理，而是能够 “到来”、能够被感知的存在。这种对 “道” 的理解，既延续了《道德经》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生成性思想，又突破了传统道家对 “道” 的神秘化描述，让 “道” 与 “人” 的生命体验产生了直接的关联。
接下来 “道喺道” 一句，看似是同义反复，实则暗含了对 “道” 之同一性的确认。在粤语中，“喺” 作为判断词，比书面语的 “是” 更具口语化的肯定语气，“道喺道” 仿佛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断言，强调 “道” 的本质就是其自身，不依赖于外在的定义。但紧接着 “道喺唔喺道” 的反问，又瞬间打破了这种确定性 —— 既然 “道” 是能够 “嚟咗” 的存在，那么当它被言说、被判断时，它还是原本的 “道” 吗？这种反问，恰好呼应了《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 的思辨，也与西方哲学中 “芝诺悖论” 对 “存在” 的追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树科通过粤语中 “喺” 与 “唔喺” 的简单对立，将深奥的哲学问题转化为直观的语言游戏，让读者在反复的诘问中，感受到 “道” 的复杂性与不可言说性。
更精妙的是 “道唔道，唔喺道” 一句，这里的 “道” 既可以理解为名词 “道路”“真理”，也可以理解为动词 “言说”（如《道德经》中 “道可道” 的第二个 “道”）。若作动词解，“道唔道” 便是 “言说不说”，即 “试图用语言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而 “唔喺道” 则是 “不是道”，恰好构成了 “言说 — 背离” 的逻辑链条：越是试图用语言去捕捉 “道”，就越是远离 “道” 的本质。这种语言的多义性与思辨性，让《道嚟》超越了单纯的方言诗歌范畴，进入了现代哲理诗的境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道嚟》通过对 “道” 字的拆解与重组，让语言不仅成为表达 “道” 的工具，更成为 “道” 自身显现的载体 —— 在 “道喺道” 与 “道唔喺道” 的矛盾中，“道” 的无限性与语言的有限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本身，正是 “道” 的一种显现。
诗歌的结尾 “道嚟唔嚟 \/ 道嚟唔走”，又将思辨拉回到 “嚟” 与 “走” 的动态之中。“道嚟唔嚟” 是 “道来不来”，“道嚟唔走” 是 “道来了不走”，这两句看似是对 “道” 的存在状态的追问，实则是对 “人” 与 “道” 关系的思考：人总是在期盼 “道” 的到来，却又害怕 “道” 的离去，而 “道” 的本质恰恰是超越 “来” 与 “走” 的时空限制的。这种思考，既带有道家 “顺应自然” 的豁达，又暗含了人类对终极真理的永恒渴望，让诗歌的哲思在结尾处得到了升华。
三、诗学传统：从 “比兴” 到 “极简” 的现代传承
《道嚟》虽然是一首现代粤语诗，但在艺术手法上却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诗学的土壤。中国传统诗学强调 “立象以尽意”，主张通过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情感与思想，《道嚟》正是通过 “嚟”“走”“道” 等简单的意象与概念，构建出丰富的诗学空间，实现了对传统诗学 “比兴” 手法的现代转化。
“比兴” 作为中国诗歌的核心艺术手法，《诗经》中便已广泛运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道嚟》开篇 “讲嚟咗，话嚟咗”，以 “他人言说到来” 起兴，引出下文 “你”“佢”“我哋” 的 “嚟” 与 “走”，这正是 “兴” 的手法 —— 通过日常的 “言说” 这一 “他物”，引出 “生命聚散” 这一 “所咏之词”。而 “道嚟咗” 一句，则将 “道” 比作 “能够到来的存在”，以 “嚟” 这一具体的动作，比喻 “道” 对人的趋近，这又属于 “比” 的手法。通过 “比兴” 的结合，《道嚟》将抽象的 “生命” 与 “道”，转化为具体可感的 “嚟” 与 “走”，让读者能够通过对日常动作的感知，领悟其中的深层意蕴。
同时，《道嚟》的 “极简” 风格，也与中国传统诗学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审美追求高度契合。中国传统诗歌向来崇尚简洁，如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仅十字便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王维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以极简的语言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道嚟》全诗仅二十二字，却涵盖了 “生命聚散”“道的本质”“人神关系” 等多个哲学命题，这种 “以少胜多” 的艺术效果，正是对传统诗学 “极简” 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在现代诗坛中，“极简主义” 诗歌往往强调通过语言的减法，保留诗歌的核心张力。《道嚟》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出色，它摒弃了华丽的辞藻与复杂的意象，仅用 “嚟”“走”“道” 等最基础的词汇，构建出一个开放的诗学空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对 “嚟” 与 “走” 作出不同的解读 —— 既可以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也可以是生命阶段的更迭；既可以是情感的相聚与别离，也可以是思想的觉醒与迷失。这种解读的开放性，让诗歌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而是在读者的参与中不断生成，正如接受美学所主张的 “作品的意义在于读者的接受”。
此外，《道嚟》作为粤语诗，还体现了中国现代方言诗歌对 “文化寻根” 的追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方言诗歌逐渐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分支，诗人通过方言的运用，寻找地域文化的根脉，重构民族文化的记忆。粤语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岭南地区的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道嚟》以粤语为媒介，将道家思想与岭南口语结合，既让岭南文化在诗歌中得到了彰显，也让中国传统哲学在方言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种 “方言 + 传统” 的创作模式，为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 它证明，诗歌的创新不必完全依赖西方的诗学理论，也可以从本土的方言文化与传统哲学中汲取养分。
四、结语：方言诗歌的文化价值与诗学意义
树科的《道嚟》以二十二字的短章，展现了方言诗歌的无限可能。它以粤语的语音韵律为骨架，以道家的 “道” 论为灵魂，以传统诗学的 “比兴” 与 “极简” 为手法，构建出一首兼具生活气息与哲学深度的现代诗歌。在这首诗中，我们既能听到岭南百姓日常对话的烟火气，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深邃智慧；既能看到现代诗歌的语言实验，也能触摸到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脉络。
从文化价值来看，《道嚟》为方言诗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方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通过方言诗歌的创作，我们可以让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方言文化得到传承与保护，让年轻一代在诗歌中感受到方言的魅力，从而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方言诗歌也为中国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打破了通用书面语对诗歌创作的垄断，让诗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地域特色与文化风貌。
从诗学意义来看，《道嚟》证明了诗歌的力量不在于辞藻的华丽与意象的复杂，而在于情感的真挚与思想的深度。它以极简的语言形式，承载了极丰的哲学思辨，让读者在简短的诗句中，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 “道” 的永恒。这种 “以小见大” 的艺术手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更是对现代诗歌创作的创新 —— 它告诉我们，诗歌可以是日常的，也可以是深刻的；可以是方言的，也可以是普遍的。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而方言诗歌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形式，恰好成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重要力量。树科的《道嚟》便是这股力量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以粤语为舟，载着中国传统的 “道” 论智慧，在现代诗坛的海洋中航行，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方言诗歌的独特魅力，也让中国传统哲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正如《诗国行》所收录的其他粤语诗一样，《道嚟》不仅是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更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将在岁月的流转中，继续向读者传递着生命的思考与文化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