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收获来自反向翻译。当中国典籍译介给葡萄牙人时，同样遇到难题：“仁”该译“beevolece”还是“huaity”？“道”是“reaso”还是“way”？
安东尼奥在阅读《道德经》译本后感叹：“我们总想将中国思想塞进欧洲框架，或许该创造新框架。”
这种双向翻译催生了独特的“澳门方言”：混合葡语词汇与中文语法，成为市井交流的实用工具。商人说“买espada鱼”（剑鱼），渔民说“划barca船”（小船），甚至出现“做iss?o”（完成任务）这类混合短语。
林弘仲开始编纂《通夷译语》，不仅收录词汇，还附文化注释：“葡人谓‘De’，非泛指神明，乃造物主独称...”“‘faília’含仆役，非仅血亲...”
年底时，团队完成里程碑之作《天主实录》首章。其中关键译法集体决定：“God”译“天主”，“soul”译“灵魂”，“heave”译“天国”，重要专名保持音译。
当士人徐启明朗读译文时，竟产生奇异感受：“文字是中文，理路是西学，却无窒碍之感。”
佩雷斯在寄往罗马的信中写道：
“我们不是在翻译语言，是在搭建思想的桥梁。每个译词都是精心打磨的桥石，既要能承载真理重量，又要适应文化土壤。”
更大的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显现。许多音译词逐渐融入日常：“葡萄酒”“珊瑚”“佛郎机”已成为通用语；甚至“欧罗巴”“亚细亚”等地名开始被士人接受。
最令人惊喜的是，这种翻译实践促进了语言研究。徐启明受音译启发，开始研究古汉语发音；葡萄牙学者则发现中文音韵规律。双方合作编写出最早的汉外词典。
不舍昼夜，图书馆的烛光常明。没有人知道，这些翻译实践将影响数百年中西交流；不知道“德谟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等音译词将改变中国；更不知道，这种翻译中蕴含的文化尊重态度，将成为文明对话的典范。
此刻的桌案前，佩雷斯和林弘仲又陷入新的争论：该将“prophet”译作“先知”还是“预言者”？一个更重智慧，一个更重预见。
争论持续到深夜，直到找到双方接受的译法。这种争论本身，或许比任何译稿都更有价值——因为在每一个词的推敲中，两种文明都在加深理解，学习用对方的眼光看世界。
海风吹动稿纸，仿佛在轻抚这些用心的创造。在这座语言实验室里，每一个音译词都是文明的使者，每一次误译后的修正都是理解的深化。而这一切，正在为东西方之间搭建一座永不倒塌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