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0年，贞观四年的初春。凛冬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温暖的阳光已开始叩击大地，冰雪消融，溪流淙淙，泥土中透出草木萌动的清新气息。
就在这片万象更新的生机之中，一场足以重塑大唐国本的农业革命，正以朝廷为中心，悄然却又坚定地向帝国的肌理蔓延。
在房玄龄的精明统筹与杜远的倾力协助下，囤积于杜家村及周边官仓的玉米与红薯种子，被分装成无数车驾。朝廷的信使与官差组成一支支浩荡的队伍，带着皇帝的意志，火速奔赴关中及更远州县的官衙，直至最基层的里正手中。
与他们同行的，是朝廷措辞严厉、不容置疑的《玉米、红薯种植推广令》，以及一份详尽到极致的《种植要略》。
这份由杜远口述精髓、房玄龄召集文人精心编纂的《要略》，事无巨细，从择地、育苗、插秧、施肥、除害到收割窖藏，每一步皆有法可依，力求让即便目不识丁的老农，也能依样操作。
李世民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超乎以往，亲自颁下诏书，将推广新作物定为贞观四年无可动摇的头等国策！各州县官吏的升迁考绩，皆与此项工作的成败直接捆绑。
朝廷派出的宣谕使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乡野之间，锣声铿锵，向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宣讲这两种“天降祥瑞”的惊人产量与不挑地的习性，极力描绘着秋收时节“金玉满仓、薯堆如山”的盛世图景。
“陛下恩旨，广种新粮者，减免赋税！”
“此乃杜圣人（民间悄然兴起的尊称）求得的神种，亩产十石（官方的乐观宣传）亦非难事！”
“种下它，往后再不怕青黄不接！”
官府的许诺与触手可及的实惠，让许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贫苦百姓眼中燃起了希望，心中蠢蠢欲动。
然而，这场自上而下的恩泽，却狠狠地撼动了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地方豪强与世家庄园的根基。他们世代掌控广袳田产与无数佃户，传统的粟、麦耕作及其衍生的租佃、借贷体系，是他们财富与权势的命脉。
玉米和红薯这般高产、易活、不苛求良田的作物一旦推广开来，佃户的自主性将大大增强，豪门对土地与人口的掌控力必将土崩瓦解！
于是，一场无声却激烈的阻击，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悄然上演：
有的世家大族暗中威吓佃户，严禁他们领取官府的种子，违者立时夺佃，甚至加以迫害。
有的买通地方小吏，故意拖延发放，或克扣数量，甚至将饱满的种子调包为霉烂陈旧的废种。
有的四处散播谣言，称玉米红薯乃“鬼粟”、“瘟芋”，食之损寿，种之败田，会招致天谴。
有的则表面应承，领回种子便堆入库房任其腐烂，或只在贫瘠的边角地敷衍了事，虚应故事。
种种消息通过密奏渠道不断汇集于长安御案之前，李世民览奏之后，勃然震怒！他深知这已非简单的农事推广，而是新旧势力在帝国根基上的一次正面搏杀，绝无退让之理！
“岂有此理！为保全自家私利，竟敢罔顾朕的国策，置天下苍生于水火！真当朕的天威不再，刀锋锈钝了吗？！”皇帝的怒吼在两仪殿内回荡，令人心惊。
他深知，寻常官员绝难撼动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必须派遣一位足以震慑宵小、且绝对铁面无私的重臣。他的目光如电，扫过丹陛之下，最终定格在那位以刚正敢言、冷面无私着称的臣子身上。
“魏征！”
“臣在！”魏征应声出列，身形挺拔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