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没有立刻点头，而是走到车间角落，那里放着台 1955 年发往鞍钢的轧钢机模型，铭牌上的 “三兴制造” 早已氧化发黑。“你还记得一五计划时，咱们为什么要办培训班吗？” 他突然开口，指尖划过模型的齿轮，“不是为了赚一次设备钱，是要跟内地的工业绑在一起。现在他们要搞‘村村通广播’，缺的就是这些晶体管 —— 飞利浦的违约金能赔，但老乡们等不起收音机里的新闻。”
文三儿心里一震。他原本算着违约金的数字，却忘了老板常说的 “产业共生”。“我这就去调整生产计划，优先供内地！” 看着文三儿匆匆离去的背影，周明远摸出怀里的《机械工程手册》—— 赵师傅 1950 年送的那本，里面还夹着小马儿 1956 年寄来的信，说在北平农机厂学会了修拖拉机。他轻轻摩挲着纸页，忽然觉得，从轧钢机到晶体管，变的是产品，不变的是 “帮着内地建工业” 的念想。
此时的香江已成为亚洲制造业重镇，三兴集团借着电子转型的东风，船队规模扩展到 12 艘，其中 “北平二号” 货轮正往返于香港与鹿特丹，将香江造的电子元件运往欧洲。车间外，运输卡车排队装货，车身上 “三兴制造” 的新标识在阳光下发亮，旁边停着的 1955 年款吉普车，车头 “北平号” 的金属牌被摩挲得能照见人影 —— 那是当年去广州对接会时用的车，周明远一直没舍得扔。
1974 年 9 月 15 日，申时，三兴集团董事会会议室
烟味裹着焦虑在会议室里弥漫，石油危机的阴影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航运业亏损报表摊在桌上，红色的赤字数字刺得人眼疼，有董事拍着桌子喊：“把船全卖了！留着就是烧钱，地产现在火，咱们转去盖楼！”
文三儿猛地站起来，手里的搪瓷杯 “砰” 地砸在桌上 —— 那是 1966 年周明远访京时，周恩来总理赠送的，杯沿早有磕碰。“航运是咱们的根！1948 年要是没‘三兴号’，设备怎么运去内地？现在说卖就卖？” 他的声音发颤，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周明远沉默着转动搪瓷杯，目光落在墙上的地图上，手指最终停在深圳蛇口 —— 一个在当时还只是小渔村的地方。“卖三艘老旧货轮，保留五条核心航线，剩下的钱投去蛇口建仓储中心。” 他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石油危机总会过去，但内地的潜力是无限的。现在港英当局搞‘十年建屋计划’，地产是热，但咱们是‘实业起家’，不能忘了为什么来香江。”
有人追问：“蛇口就是个渔村，投钱进去能有什么用？” 周明远从抽屉里拿出老陈上月寄来的信，里面夹着张蛇口的照片，渔民正在滩涂上筑路。“老陈说，内地早晚会打开大门，蛇口离香港最近，将来肯定是物资进出的关口。” 他把信推到众人面前，眼神里满是笃定，“咱们现在建仓储，等大门开了，就能第一时间把设备、零件送进去 —— 这不是赌，是跟着家国的脚步走。”
这个在当时被视作 “疯狂” 的决定，后来成了三兴集团的 “救命棋”。石油危机过后，其他航运巨头因无船可运陷入困境，三兴却凭着保留的航线和蛇口仓储，迅速抢占了内地开放后的第一波物资转运商机。
1984 年 10 月 1 日，辰时，深圳三兴工业园奠基现场
鞭炮声震得人耳鼓发疼，周明远穿着中山装，握着铁锹铲下第一抔土 —— 这是三兴在大陆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占地百亩，专门生产微型电机。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蛇口工业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招牌格外醒目，不远处，香港招商局的码头正忙着装卸集装箱，起重机的轰鸣声与奠基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
“周老，这是特区政府给的‘三来一补’政策文件，您看还有什么要调整的？” 方晓军递来文件夹，他是方景林的儿子，如今是深圳市外资局干部，父亲去年去世前，特意叮嘱他 “多帮周叔叔把事办扎实”。
周明远接过文件，指尖在 “税收减免” 条款上停留片刻，却忽然抬头问：“深圳本地的技术工人够不够？要是不够，咱们还按老规矩，在厂里办培训班，让香江的师傅过来教。” 方晓军愣了愣，随即笑着点头：“您还是老样子，总想着帮我们培养人。”
“不是帮，是一起干。” 周明远指着奠基碑上的 “1984-”，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从 1948 年在香江开机械商行，到 1984 年在内地建工业园，三十六年过去，他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把 “三兴” 的牌子立在故土上。不远处，文三儿正跟施工队交代 “要用内地产的钢筋”，声音洪亮得像当年在北平胡同里吆喝 —— 只是如今，他吆喝的不再是洋车，而是实业兴邦的希望。
此后十年，三兴集团跟着内地开放的步伐不断延伸：上海浦东的精密仪器车间、天津的造船厂、成都的电子组装基地……1997 年香港回归那天，周明远带着文三儿站在会展中心外，大雨滂沱中看着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一同升起，文三儿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当年北平顺和茶馆的铜制茶牌，声音哽咽：“先生，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 以后再也不用分‘内地’‘香江’了。”
2008 年 8 月 8 日，未时，北京三兴养老院露台
初秋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周明远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眼神虽浑浊，却紧紧盯着电视里奥运会开幕式的烟火。护士帮他调整靠枕时，发现他手里攥着两样东西：一枚 1937 年的北平城防徽章，边缘早已磨平；一本磨破封皮的日记本，扉页上 “周明远” 三个字依旧清晰。
“爷爷，上海的芯片工厂又拿了国际订单！” 重孙周向北举着平板电脑跑进来，屏幕上是三兴集团的新闻 —— 如今的三兴已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与物流企业，在内地有 28 座工厂，年营收超千亿，研发的芯片能用于国产大飞机。
周明远的手指在平板屏幕上轻轻划过，忽然指向 “上海” 两个字。周向北知道，爷爷是想起了 1952 年那个跨年之夜，曾说要把工厂开到上海。他凑到爷爷耳边大声说：“爷爷，咱们上海的工厂里，还有您当年设计的机床图纸呢，师傅们说，那图纸现在还能用！”
周明远的嘴角慢慢勾起，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他想起 1943 年在北平截日军机床的夜晚，想起 1955 年送轧钢机去鞍钢的货车尾灯，想起 1984 年深圳奠基时的那抔土…… 七十多年的时光像电影般闪过，最终定格在顺和茶馆的老照片上 —— 那是 1952 年香江码头，他和文三儿、祥子站在 “北平号” 货轮前，笑容明亮得像当时的阳光。
当晚，周明远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 90 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发现新写的字迹，笔锋颤抖却有力：“从狼烟北平到盛世中国，此生踏浪而行，终不负时代，不负家国。”
2008 年中秋，北平顺和茶馆重新装修，新掌柜在墙上挂起了那帧老照片，下方摆着台 1950 年广州产的发电机模型，铭牌上 “三兴制造” 四个字被擦拭得锃亮。往来茶客驻足观看时，总会有人说起：“听说这台机器，当年点亮了北方好几个村子的灯呢……” 声音轻轻的，却像跨越世纪的回响，在胡同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