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众人移步到书院的“明道堂”，围坐讨论“理学与治世”。周敦颐拿出《太极图说》手稿，详细讲解“太极生万物”与“君治万民”的对应关系；程颢、程颐则与赵仲探讨《五代伦理考》中的案例，分析如何用“理学”解决宋初的“三冗”问题——程颐提出“官员当守‘廉’理，减冗官即减‘贪’欲”，程颢则认为“百姓当守‘勤’理，兴农桑即‘存’天理”。
赵承在一旁记录，偶尔提问：“程先生，晚辈在西北时，见三司克扣军饷，导致士兵不满，这是否是官员失‘廉’理？若按‘理学’，该如何解决？”
程颐放下茶杯，语气坚定：“官员克扣军饷，是‘贪’欲遮蔽‘廉’理，当以‘理’惩之——不仅要治其罪，更要明其‘失理’之过，让其他官员知‘廉’理不可违。就像五代时，后晋节度使安重荣私藏赋税，最终被杀，非仅因其反，更因其失‘忠’理、‘廉’理。如今大宋有律法，更需以‘理’辅之，让官员从心底明白，‘廉’非为避罪，乃为‘存理’。”
赵仲点头附和：“正叔所言极是！老夫父亲常说‘五代官员多贪，非不知法，乃不知‘理’’——法能惩其行，不能惩其心；‘理’能惩其心，方能惩其行。如今将‘理学’纳入科举，让学子们先明‘理’、再为官，正是为了从根上解决贪腐之弊。”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明道堂的窗棂上。周敦颐、二程与赵仲、赵承漫步在书院的小径上，银杏叶在风中轻轻飘落，像一封封写满“理”的书信。
“赵编修，”周敦颐停下脚步，目光望向洛阳城的方向，“老夫想与你合作，将《五代伦理考》与理学思想结合，编一部《治世明理学》，让官员、学子、百姓都能读，都能明‘理’——你看如何？”
赵仲大喜过望，连忙答应：“求之不得！老夫父亲若泉下有知，见他的手稿能与先生的理学结合，定会高兴！”
程颢则对赵承说：“赵将军，你在禁军讲学，若需理学典籍，我们兄弟愿为你抄录——让将士们明‘理’而战，比教他们再多兵法，更有力量。”
赵承躬身行礼：“多谢程先生！晚辈定将‘理学’融入武学，让禁军不仅是‘能打’的军队，更是‘知理’的军队——不辜负曾祖父的遗愿，不辜负大宋的托付。”
回到赵府后，赵仲挑灯夜战，在《五代秘史》的“理学发展”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景佑三年，观周敦颐、程颢程颐讲学，叹大宋理学之兴起，实乃五代未有之局。此非仅学术之变，乃治世思想之变——五代乱世，以‘力’夺权，以‘利’治国，终致乱；宋初治世，以‘理’立心，以‘德’治国，终致安。周敦颐以‘太极’喻天理，程颢程颐以‘识仁’‘存理’明人心，皆在补五代‘失理’之缺。然理学非万能：需防‘空谈心性’（脱离现实）、需防‘僵化守理’（失却变通）、需防‘以理压民’（借‘理’苛政），需以五代‘失理’为戒，方能长久。赵烈亲历五代‘失理’之苦，深知‘理在人心，不在典籍’，此发展，亦为完成其‘治世需以理安民心’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伦理考》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二程的《识仁篇》草稿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理学”二字，也照亮了大宋治世的思想根基——通过理学发展，不仅为宋初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思想支撑，更弥补了五代以来伦理崩坏的缺口，为后续“重文轻武”国策的巩固、科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时的洛阳，周敦颐还在灯下修改《治世明理学》的提纲，笔尖写下“以理治官、以理治民、以理治军”的字样；程颢、程颐则在整理与赵仲讨论的笔记，准备将五代案例融入理学讲学；赵承在禁军的营房里，给士兵们讲“守土护民”的天理，士兵们听得入迷，原本涣散的士气，渐渐凝聚起来——一场围绕“理学”的思想革新，正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治世需求，源于无数思想家对“人心秩序”的探索，更源于对百姓的关怀、对中原长治久安的期盼。
而这一切，都像赵烈当年期望的那样——治世不再靠刀枪的威慑，而是靠人心的归向；百姓不再因战乱流离，而是因“理”而安；收复燕云的梦想，也不再仅靠军队的冲锋，更靠全民“存理”的坚定——这份“理”，终将成为大宋最坚实的根基，支撑着这片土地，远离五代的阴影，走向更长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