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走到一个正在临摹九经的学子身边，见他用的是雕版印刷的版本，字迹清晰，比五代的手抄本强百倍。“这是冯相当年刻印的九经吧？”他问道。
“是！”学子点头，“先生说，这是‘天下第一善本’，比手抄本清楚，还便宜，俺花了五十文就买了一套。若是在五代，手抄一套九经要三个月，还得花三两银子，俺根本买不起。”
赵烈心里一热——冯道当年主持刻印九经，就是为了让寒门子弟能读得起书，如今他的心愿终于在大宋实现了。“乱世里，能保住典籍就不易；治世里，才能让典籍惠及百姓。”他感慨道。
傍晚时分，赵烈随薛居正来到枢密院。此时院内正举行“文武官员晋升考核”，十几个武将与文官站在一起，接受皇帝的召见。赵烈看到，武将们不仅要考核武艺，还得考核“经义”——一个叫王全斌的将领，因答不出《论语》中的“为政以德”，晋升被搁置；而一个叫张齐贤的文官，因提出“治国三策”，被赵匡胤当场任命为大理评事，派往地方任职。
“这是陛下新定的规矩。”薛居正低声说，“武将晋升，需通经义；文官任职，优先派往地方。陛下说，‘五代武将专权，皆因不习文’，所以要让武将知礼仪、懂治国，避免再出叛乱。”
赵烈心中一震——他想起后唐李存勖、后汉郭威，都是因武将不习文，只知用兵，才导致叛乱。如今赵匡胤让武将学经义，看似限制，实则是为了让武将融入治世。“只是这般重文，会不会让武将心寒？”他问道。
薛居正叹了口气：“陛下也有难处。去年有个叫李汉超的将领，在关南治军严明，却因不识字，错把赋税账本当军籍，闹了笑话。陛下无奈，只能派文官去辅佐他。如今大宋一统在即，地方治理需要文官，重文也是无奈之举。”
离开枢密院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文官的轿子与武将的马并行，却明显能看出——文官的轿子装饰更精致，遇到官员时，武将往往先下马行礼。赵烈想起五代时的场景——武将骑马横冲直撞，文官只能避让，如今却反过来了。
回到洛阳后，赵烈将今日的见闻整理进《五代秘史·宋初篇》，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太祖开宝元年，科举取士一百二十人，寒门占半，扩名额，完善糊名誊录，废荐举之制，此乃‘重文’之始；又定‘武将晋升需通经义’‘文官优先治地方’之规，轻武之兆初显。此举源于五代‘武强文弱’之弊——后唐李存勖宠武轻文，致伶人乱政；后汉郭威以武夺权，致天下动荡。匡胤亲历五代，故以‘重文’抑武，求治世安稳。然重文过甚，恐致武备松弛，此乃宋初制度之隐忧，亦为后世‘积弱’之伏笔。”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张师德的考卷抄本放在一起。他想起张师德跪在地上磕头的模样，想起薛居正说“治世靠文”的话语，突然明白——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是乱世后的必然选择，却也为宋朝埋下了隐患。只是在当下，能让寒门子弟有出路，能让天下从“以武乱政”走向“以文治国”，已是难能可贵。
次日，赵烈收到汴梁送来的书信，是薛居正写的——信中说，赵匡胤已下旨，明年科举将进一步扩大录取规模，还将在地方设立“州学”，让寒门子弟能就近读书；同时规定，地方节度使需配备“通判”，通判由文官担任，监督武将行政，进一步削弱武将权力。
赵烈握着书信，望向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他知道，“重文轻武”能让大宋稳定，却未必能让大宋强大——五代的武将虽乱，却有“收复燕云”的锐气；如今大宋文官虽多，却少了那份铁血。但他也明白，在五代乱局刚结束的当下，“稳定”比“强大”更重要，赵匡胤的选择，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
此时的汴梁，张师德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地方任职；薛居正正在整理今年的科举考卷，挑选优秀的文章汇编成册；赵匡胤则在皇宫里，与赵普讨论明年的科举改革，计划在江南设立“贡院”，让南唐士子也能参加大宋科举——一场围绕“重文轻武”的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彻底改变了五代以来“武盛文衰”的格局。而赵烈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宋的未来，将在“重文”与“轻武”的平衡中，慢慢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