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秋，广州城的暑气尚未消退，南汉皇宫的“万政殿”内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死寂。刚继位的刘鋹斜倚在铺着白虎皮的御座上，手指把玩着腰间的玉如意，目光扫过阶下的百官——这些官员大多面白无须，穿着绣着金线的宦官服饰，唯有少数几个老臣还留着胡须，却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喘。
“朕听说，近日有士人不愿入宫为官？”刘鋹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轻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狠厉。他刚满十七岁，继承了父亲刘龑的皇位，也继承了那份荒唐与残暴，甚至在“亲信宦官”的道路上，走得比父亲更远。
阶下的宦官宰相龚澄枢赶紧躬身：“陛下息怒！确有几个不知好歹的士人，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不愿接受官职。臣已派人去抓，很快就能把他们带来问罪！”
“问罪？”刘鋹冷笑一声，从御座上站起来，走到一个留着胡须的老臣面前，伸手扯了扯对方的胡须，“你叫陈谔，是前朝的御史吧？朕记得你儿子去年考中了进士，怎么，他也不愿遵行新规？”
陈谔吓得浑身发抖，赶紧跪倒在地：“陛下饶命！犬子年幼无知，臣已劝他……劝他遵从圣命，只是他身子弱，还需再等几日……”
“等几日？”刘鋹一脚踹翻陈谔，“朕的朝堂，岂容他拖延？传朕旨意，即日起，凡南汉士人，无论科举中第、还是举荐入宫，若想为官，必先入蚕室除籍！若有违抗，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家产充公！”
这道旨意，像一道惊雷，炸响在岭南大地。自此，南汉的特殊仕宦制度被推向极致，成为五代十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荒诞景象。多年后，赵烈在整理《五代秘史·南汉篇》时，曾通过南汉逃亡官员的口述，还原了这一制度的残酷与荒唐。
当时赵烈正在洛阳的史馆整理十国史料，一个名叫张仲宣的南汉前进士，千里迢迢从岭南逃来，跪在史馆门口，只求能将南汉的真相记录下来。“赵将军！您一定要学学刘鋹的仕宦规矩！”张仲宣衣衫褴褛，脸上还带着未愈的伤痕，“俺就是因为拒绝入蚕室，被抓去打了五十杖，家里的田产被抄，妻子和孩子都被卖去挖矿，俺是逃出来的，好多同乡都死在宫里了！”
赵烈赶紧将张仲宣扶起，让他坐在书房里，递上热粥和干净的衣物。张仲宣喝了粥，情绪才稍稍稳定，缓缓说起了刘鋹这一制度的细节——
刘鋹继位后，便将朝政托付给宦官龚澄枢与女官卢琼仙，自己躲在后宫终日嬉戏。他始终抱着一个荒谬的逻辑：“士人多有家室，必顾子孙，不能尽忠陛下；唯有除籍之人无牵无挂，才能全心为朕办事”。于是在父亲刘龑重用宦官的基础上，进一步颁布了“入仕必先除籍”的规定。为了推行这一制度，他在广州城内专设“蚕室”，由资深宦官负责，专门为求官者实施手术。
“那蚕室，就是人间地狱！”张仲宣的声音带着颤抖，“没有麻药，只有一壶烈酒，让士人自己喝下去，然后被绑在木板上操作……好多人都熬不过去，当场就死了；就算活下来，也落下终身残疾，连走路都困难。”
他说起自己的同乡王秀才，当年考中进士，本以为能光宗耀祖，却被传旨入宫。王秀才跪在宫门前哭谏，援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结果被刘鋹下令“杖毙宫门”，尸体还被挂在广州的“开远门”上示众，上面写着“抗旨不遵者，下场如此”。
“从那以后，岭南的士人要么逃离，要么只能被迫从命。”张仲宣叹了口气，“俺们广州有个叫李遇的举人，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为了养活母亲，只能去蚕室。手术后，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才下床，入宫后当了个小官，每月俸禄还不够给母亲买药，最后母亲还是饿死了……”
赵烈在纸上快速记录，问道：“那些入仕的人，就真的能‘尽忠’吗？他们的行政能力如何？”
“尽忠？不过是为了自己享乐！”张仲宣愤怒地拍着桌子，“龚澄枢当宰相，把朝堂当成自己的家产，卖官鬻爵，谁给的钱多，就能当大官；卢琼仙当女侍中，整天陪着刘鋹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政事。去年广州发生水灾，百姓们流离失所，龚澄枢却还在修建自己的府邸，说‘水灾是上天惩罚百姓，与朝廷无关’！”
他还说，南汉的这类官员数量在刘鋹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仅广州城内就有七千余人，连节度使、刺史这样的地方高官，都由他们担任。这些人大多没有文化，只会阿谀奉承，处理政务时要么胡乱批示，要么推诿给下属，导致南汉的行政体系混乱不堪。
“俺曾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当差，那里的刺史是个叫李托的宦官，连‘邕州’两个字都认不全，却要掌管一州的军政。”张仲宣回忆道，“有一次，交州的叛军来犯，李托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下令‘关闭城门，不管城外百姓’，结果城外的数千百姓都被叛军杀害，尸体堆在城门外，臭了半个月，李托却还在城里喝酒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