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如同失控的藤蔓，在2003年春天的北京疯狂蔓延，迅速缠绕、收紧，将这座超大型城市拖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停滞的非常状态。林雪和徐航位于海淀区的那套租来的两居室公寓，原本只是他们归国初期临时的落脚点，此刻却仿佛成了惊涛骇浪中一座孤悬的、需要全力守护的“避难所”。
四月初，随着疫情数据的持续攀升和不明传染链的不断出现，北京市政府终于采取了极其强硬且史无前例的管控措施。一道无形的命令如同落闸，瞬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运行逻辑。
最先到来的是高校停课的通知。徐航原本联系好的、准备进行短期博士后研究的实验室，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所有非必要的科研活动暂停，实验室关闭，人员尽量减少流动。他站在已然清冷的实验室大楼外，看着封条被贴上，心中一片茫然。科研的节奏被强行打断，归国后事业的起步尚未开始，便已陷入了停滞。
几乎同时，林雪也收到了她刚刚拿到offer的那家外资咨询公司的邮件。邮件措辞谨慎而官方，宣布即日起启动“业务连续性计划”，所有员工实行居家办公（Soho），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并要求员工尽量减少外出，每日上报健康状况。她的职业生涯，尚未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里正式展开，便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在这间略显凌乱的公寓里，通过一根电话线和时断时续的拨号网络，仓促地开始了。
城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昔日喧嚣的中关村大街变得门可罗雀，公交车空荡荡地驶过，地铁站入口罗雀，只有零星几个“全副武装”的乘客匆匆上下。商铺大门紧闭，玻璃门上贴着“暂停营业”的告示。餐馆禁止堂食，偶尔有外卖员骑着自行车，戴着厚厚的口罩，像执行特殊任务一样穿梭于空旷的街道。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城市，唯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救护车凄厉的鸣笛声，尖锐地刺破这片寂静，提醒着人们危机近在咫尺。
林雪和徐航的日常生活，被压缩在这套不足七十平米的公寓空间内。每天早晨，他们不再是匆忙出门，而是第一时打开电脑和电视，追踪着疫情的最新通报。屏幕上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和死亡病例，像沉重的铅块，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和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通过SN和国内的同学、同事交流，彼此传递着有限的信息，也互相打气，但言语间都难掩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xx小区又发现一例，整个单元都被封了！”
“听说地坛医院已经住不下了……”
“我们公司有个同事的家属被隔离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这些碎片化的坏消息，通过网络和电话线汇聚到他们这间小小的公寓，加剧了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感和无力感。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身处风暴眼，虽然暂时安全，却被巨大的、失控的灾难漩涡紧紧包围。
然而，在这种普遍的停滞和恐慌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力度，深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社区，成为了这场抗疫战争最前沿的堡垒。
一天上午，门铃罕见地响起。林雪和徐航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透过猫眼，他们看到门外站着几位戴着红袖章、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为首的是社区居委会的王主任，一位五十多岁、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大姐，此刻她的眼神却异常严肃。
林雪小心地打开一条门缝。
“小林，小徐，在家就好。”王主任的声音隔着口罩显得有些沉闷，但语气不容置疑，“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我们社区现在实行封闭式管理。我们来做个登记，了解一下情况，还要给你们测个体温。”
她身后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登记本和笔，另一位则拿着一个略显笨重的红外额温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