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里有一位孤寡老人“老耿头”，就住在连队边缘的一个小土屋里。儿子早年参军牺牲了，老伴也走了多年，性格有些孤僻。一次，老耿头重感冒，烧得厉害，却硬撑着不肯去卫生室。赵庆兰听说后，背着药箱就找上了门。
低矮的土屋里又黑又冷，老人蜷缩在炕上，咳嗽不止。赵庆兰心里一酸，立刻生火烧水，给他喂药、擦身降温，又把屋里收拾了一遍。等她忙完，天都快黑了。
后来，她才知道老耿头不识字，以前儿子的来信都是请连里文书念，后来文书调走了，他就再也没能读过信，也没法回信。赵庆兰心里一动，主动说：“耿大爷，以后您有啥信，我帮您念，帮您写。”
从此，她隔三差五就去老耿头家。有时是去送药，检查身体，更多的是坐在炕沿上，一字一句地给老人读远方亲戚的来信，又按照老人的口述，工工整整地写好回信。她还找来旧的报纸，给老人读国家大事、生产新闻。昏暗的土屋里，常常只剩下她清晰温柔的读书声和老人专注倾听的侧影。
老耿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浑浊的眼睛里也有了光。有时赵庆兰去，他还会神秘兮兮地从炕席底下摸出个烤得焦香的红薯，硬塞给她。“闺女，吃……好吃……”老人不善表达，但那眼神里的感激和慈爱，却无比真挚。
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谁家孩子病了，她跑去看看；谁家需要写个申请、读个通知，也来找她。她成了连队里一个小小的、流动的“文化站”和“暖心人”。
孙卫红依旧活跃在田间地头，用她的热情感染着大家，是连里树立的“积极分子”典型。而赵庆兰，则像一颗默默散发光热的星星之火，不耀眼，不张扬，却温暖而持久地照亮着身边的方寸之地。
她开始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被需要。
这种被需要，不同于完成生产任务后的集体荣誉感，也不同于得到领导表扬时的成就感。它是一种更具体、更细微、更贴近人心的价值感。当她用学到的知识缓解了病人的痛苦，当她帮助老耿头连通了与外界的情感纽带，当她看到因为自己的点滴付出而让周围的世界变得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时，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扎根感便油然而生。
这不再是单纯地“接受再教育”，而是在付出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独特意义，实现了个人价值与集体需求的有机结合。
她依旧会在夜晚给林卫东写信，信的内容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描述黑土地的风景和劳动，她开始更多地分享卫生室里的趣事，分享帮助别人后的快乐。
“卫东，今天帮耿大爷读了他侄子的信，侄子在外地当工人，一切都好。大爷高兴得像个孩子，非要给我烤土豆吃……”
“今天有个小娃娃发烧，我给他打了针，第二天活蹦乱跳地来谢我，叫了我一声‘庆兰阿姨’，心里忽然觉得特别踏实……”
这些平凡琐碎的小事，透过书信，也传递给了远方的林卫东。他回信说，能想象出她在灯下认真记笔记、在病床前耐心照顾人的样子，并为她感到骄傲。
煤油灯下，赵庆兰合上刚刚写完的信纸，嘴角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窗外的北大荒，依旧寒冷而辽阔，但她心中的那片世界，却因为这点点星火般的付出，而变得愈发温暖和坚实。她开始觉得，这片曾经陌生而严酷的黑土地，或许真的可以成为她安放青春、实现价值的地方。
而这星星之火，看似微弱，却蕴藏着燎原的力量，正在悄然点燃她内心深处关于“扎根”的真正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