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的语气更加委婉，甚至带上了几分“同是秘书何苦为难秘书”的共鸣感：“杨主任，我跟张县长详细汇报了。不巧的是，明天上午的省道改建调度会，确实是几个月前就定下的重大事项，市里的领导也很关注，也涉及多个乡镇的切身利益，张县长作为总负责，实在无法缺席。您看这样行不行？一是能否麻烦您向景书记汇报一下这个特殊情况，看能否准假；二是如果会议确实需要，是否可以请周文明常务副县长代表张县长参加？周常务分管信访稳定工作，也非常熟悉情况。”
我给出了备选方案，显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同时把“球”巧妙地踢了回去，也点明了省道调度会的重要性，暗示这并非推诿，而是确有要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能想象杨海端在权衡。硬要张县长放下省道项目来开会，理由未必站得住脚，反而可能留下县委不顾发展大局的口实。他杨海端再“二号首长”，也得按规矩办事，更要维护景书记的威信。
果然，他再开口时，语气松动了一些：“行了，情况我知道了。我会如实向景书记汇报。等通知吧。”
最终，经过一番电话拉锯和幕后沟通，双方达成了妥协：张县长按计划参加上午的省道调度会（但要求办公室压缩部分议程），而县委那边的信访专题会则相应推迟到上午十一点开始，确保张县长能在调度会结束后立即赶回县城参会。
虽然这样一来，张县长的时间变得非常紧张，行程奔波，但至少两边的重要会议都兼顾到了，面子上也过得去。
事后，张振国主任特意把我叫到一边，提点道：“府办和委办，是县委县政府的左右手，大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县里的事情办好。工作上存在一些竞争和比较，是常态，但要有底线，不能互相拆台，更不能让领导为难。你这次处理得……还算稳妥。”
他用了“还算”二字，既包含了肯定，也包含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期许。
这次小小的风波，让我长了个记性。
从此，在初步排定张县长下周行程时，我会有意提前给杨海端打个电话，或者发条信息，用一种请教和通气的口吻：“端哥，我们这边初步排了下周张县长的安排，有几个点可能比较重要，您看看景书记那边有没有什么重大活动，我们尽量错开，别撞车了。”
涉及到需要两位主要领导共同出席的活动，我更是在细节沟通上做到提前、充分，把任何可能产生误解和矛盾的苗头，都掐灭在萌芽状态。
我的这些“小动作”，自然逃不过张县长的眼睛。他似乎乐见其成，甚至在一些涉及与县委沟通协调的小事上，他有时候会跨过张振国，直接让我去处理。
甚至有两次，在下乡调研颠簸的车上，他难得地放下了手中的文件，主动跟我聊起了工作之外的话题。一次是问我对最近网络上某个热点事件的看法，另一次是让我讲讲以前在乡镇工作时，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上访户和棘手事。
我知道，这是一种信任度提升的信号。我小心把握着分寸，既力求展现自己经过思考的、不乏深度的见解，又绝不夸夸其谈，时刻牢记自己的助手和下属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