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手指有些僵硬地撕开封口，仿佛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信笺，而是一份人生的判决书。
信不长，只有短短一页，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疏离：
“林涛：见字如面。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写这封信。我们之间，关于未来的分歧，恐怕是无法弥合了。我理解你的理想和坚持，但也请你理解我的现实和选择。省农科院的工作稳定，平台也很好，我在这里能安心做研究。
我不想，也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崎岖山路上。我等不起一个模糊的承诺和遥远的‘改变’。我遇到了一个能给我安稳当下和清晰未来的人，他是院里的研究员，性格温和，我们很合拍。
林涛，抱歉。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望各自珍重，不必挂念。
苏玲玲”
信纸从指间悄然滑落，飘坠于地。
我怔怔地坐了许久，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只有一种空落落的惆怅。其实对此结局，我早有预感。自从上次国庆前那通尴尬的电话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日渐稀疏。
她选择了安稳的都市生活，我选择了艰苦的基层工作，本就是两条越走越远的岔路。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看着桌上堆成山的普查表，想起苏玲玲信中的话，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也许她是对的，我选择的这条路确实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连我自己，也时常看不清前方的轮廓。
然而，次日清晨，当第一缕曙光透窗而入，落在墙上的“人口普查进度表”上，我盯着那“已完成3个村”的红圈，心里那股劲儿又回来了。
她选择了她的安稳，我也有我的坚持。岂能因个人情感的波折，便荒废了肩上的职责？
我重新坐在桌前，看着那些填错的表格，突然冒出个新的想法：为什么非要等全部纸质表收齐再录入呢？完全可以采取分批收取、分批录入的方式，这样既能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减轻后期集中录入压力。
一早我就去找刘副镇长，把想法跟他说了：
“刘镇，我想改改现在的工作流程，让各村分批提交表格，我们收一批就录入一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纠正，避免到最后扎堆解决。”
刘副镇长琢磨了一会儿，点了头：“行，就按你说的试试。”
我又跟他提出，想抽调两个年轻点、学得快的村干部来帮忙集中录入，他也答应了。
这么一改，效果立竿见影，进度明显快了许多，桌上待审核的表也少了些。
老钱看着错表越来越少，拍着我的肩膀笑：“小林，你这脑子转得快！照这速度，咱们肯定能按时交差！”
我笑了笑，心里却明白，这不过是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后面的坎儿还多着呢。但好歹，那些看着没辙的困难，正在一点点被拆开，慢慢解决。
我拿起一张填得规范的表，指尖划过整齐的涂痕，突然觉得，苏玲玲的离开虽然难过，但脚下这份踏实的工作，这份能看到“一点点改变”的坚持，正在慢慢填满心里的空缺。
这条路确实难走，但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总比站在原地犹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