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李宗仁对白崇禧坦言：“健生，此役我桂系打出了威风，也得了实惠，眼下之势，宜顺势而为，借中央之名补充实力，但部队的指挥权，必须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而在太行山深处，柯明义和左玉波对坐品茗，桌上摊着重庆的邀请函。
“老板，老蒋这是要开‘鸿门宴’啊。”左玉波推了推眼镜。
“是阳谋。”柯明义放下茶杯，眼神锐利，“他占据大义名分，我们若不去，便是破坏团结抗战，去了，就要在他的场子里，争我们的利益和空间。”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片连成一体的红色根据地：“建议延安，派代表去，而且要派能言善辩、立场坚定的同志去。
在会上，一要大力宣传敌后抗战的艰苦与功绩，争取更多合法地位和物资配额；二要强调敌后战场的特殊性，反对任何不切实际的‘一刀切’指挥。”
“那我们……”左玉波询问道。
“我们按自己的步子走。”柯明义语气果断，“第一，军工生产，尤其是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产能再提三成，冈村宁次绝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对延安的技术转移，启动‘种子计划’第二步，帮他们建立更完备的自主研发体系。
第三，给傅作义、以及那些真心抗日的队伍，下一批装备可以给了，条件照旧，用战略资源换，并且，我们要派观察员，确保东西用在打鬼子上。”
他想的很简单：表面的团结需要维持，但真正的底气，来自于自身不可替代的实力。
老蒋想玩政治整合，他就用技术和资源，构建一个更牢固的、以实际抗日成效为导向的联盟网络。
于是，一场看似团结胜利的大会背后，暗流愈发汹涌。
重庆的会议厅内，各方代表唇枪舌剑，围绕着作战经验、后勤分配、未来战略吵得不可开交。
而在战场之外，另一种形式的竞赛也在加速：
“东山”体系的工程师，秘密进入延安的兵工厂；满载钨砂、桐油的卡车，沿着秘密路线驶向太行山；来自“东山”的标准化武器图纸和工艺手册，出现在更多抗日武装的案头。
所有人都清楚，日军下一次的进攻只会更加猛烈。
而在共同御敌的旗帜下，关于“胜利后中国走向何方”的博弈，已经悄然开始。
脆弱的平衡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更取决于各方在壮大自身与维护大局之间，能否找到那个危险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