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的参谋脸色犹豫：“联队长，总部说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要是咱们跟国军打起来，会不会……”
“怕什么！”松井太郎拍了桌子，“咱们只是‘例行巡逻’时遇到了撤退的敌人，难道还不能还手？记住，别把事情闹大，只要能让蒋介石知道，想安安稳稳撤走，没那么容易！”
另一边，重庆黄山官邸里，老蒋正看着最新的电报，嘴角勾起一抹笑。电报里说，日军只是派了小股部队骚扰，并没有发动强攻，而且西方记者的报道已经发往国外，全是夸赞国军“人道主义撤退”的内容。
“辞修，做得好。”老蒋把电报递给陈诚，“告诉武汉那边，加快速度，争取在半个月内把主要人员和设备都撤出来。另外，让戴笠多派些人，盯着那些从武汉撤出来的技术人员，别让他们跑到‘东山’或者延安去！”
陈诚点头应下，心里却犯嘀咕，这些年，戴笠的人跟“东山”的情报网斗了不少次，从来没占过便宜，这次想拦住那些心灰意冷的技术员，怕是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三天后，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货船在途经宜昌时，突然遇到“水匪”。等国军的巡逻艇赶过来，船上的五个汉阳兵工厂技术员已经没了踪影。
戴笠接到消息时，气得把杯子摔在地上：“一群饭桶！连几个人都看不住！肯定是‘东山’的人干的！给我查！就算把宜昌翻过来，也要把人找回来！”
可他心里清楚，这事儿八成是没戏了。“东山”的人做事向来干净利落，既然能把人带走，就绝不会留下痕迹。
好在，小鬼子还算懂事，没搞出大乱子。
于是，历史上惨烈的武汉会战，以一种近乎“默契”的方式走向了终点。
1936年深秋，当最后一批殿后的国军部队悄然撤出武汉防线时，日军才小心翼翼地开进了这座华中重城。他们得到的，主要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城市和大量无法带走的固定工事。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在日记中写下：“武汉虽失，然精华犹存。此乃以空间换时间之要义，国际社会当能明鉴。”
他成功地将这杯苦酒，酿成了悲情英雄的壮歌，尽管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