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姐先是一愣，随即笑出声来，眼角挤出两道慈祥的细纹：“小丫头，你这话要是让老郑听见，他一准儿说——‘印在脑子里？不，得融进血液里，变成自己的本能！’”
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叮”地一声撂在桌上：“既然你要下这番功夫，就帮大姐干件苦差。最里面那排铁柜，1952到55年的‘甲类’卷宗，部里下周迎外审，得逐页编号。钥匙给你，晚上十点前锁门，别让老鼠啃了纸。”
詹春兰双手接过钥匙，冰凉的金属沉在掌心，像握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抬眼，正对上李大姐目光里一闪而过的试炼——仿佛在说：小姑娘，你真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吃透，就得先学会在黑暗里找路。
傍晚六点，档案室的人走空了，只剩天花板的吊扇吱呀作响。昏黄的光线打在一排排牛皮纸袋上，像为旧时代蒙上一层薄薄的金箔。她蹲到最里侧，拖出第一只木箱，掀开盖子，一股陈年的樟脑味混着油墨气息扑面而来，呛得她眯起了眼。
最上面是一份1953年的《苏南电站设备进口合同》，扉页里夹着一张泛蓝的便签，钢笔字已褪成淡褐色：
“春潮，若苏方坚持要我们以猪鬃抵偿涡轮叶片，请替我回一句：猪鬃可以给你们做刷子，但刷不净我们发电机的灰尘。——老魏1953.11.7”
詹春兰“噗嗤”笑出声，又赶忙捂住嘴，像是怕惊动了三十六年前那位名叫老魏的灵魂。她把便条原样夹回，指尖却止不住地微颤：原来那些看似铁板的谈判桌上，也藏着这样鲜活的玩笑与叹息。
再往下翻，一份1954年的《捷克机床技术转让附件》吸引了她的注意。条款3.2.1用极细的打字机字体写着：
“捷方承诺在合同生效后18个月内，为中方培训12名数控操作员，每名学员实操不少于720小时；若捷方教师缺课1小时，须免费顺延3小时，且中方有权在最终验收款中按小时费率的1.5倍扣款。”
詹春兰轻轻吸了一口气——这简直是把“学习”写成了“对赌”。她摸出随身的小本子，将这条逐字抄录，又在页边画下一道粗重的星号。她想起课堂上老师随口提及的“技术换市场”，此刻才真切地看清：市场，从来不是拱手相让的，而是一小时、一小时，从条款里“争”回来的。
夜渐深，风从窗缝钻进来，掀动纸页哗啦作响，像无数人在耳边低语。她揉了揉酸胀的眼，忽然听见“咔哒”一声——门被推开一条缝，走廊的灯光斜斜切进来，照亮一双半旧的皮鞋。
“谁？”她猛地起身，膝盖不慎撞在铁柜上，疼得眼泪几乎涌出。
那双皮鞋走近，来的却是李大姐，手里拎着一只铝饭盒：“怕你饿坏了，给你送点吃的。”她扫了一眼地上摊开的卷宗，眉头微挑，“还真让你找到门道了？”
詹春兰讪讪一笑，接过饭盒，热气扑面——两个高粱面窝头，一撮雪里蕻，还有一个煮鸡蛋。她饿得前胸贴后背，却先举起那份捷克合同：“李大姐，您看这条，培训小时数写得比机器精度还严，部里后来……真扣过款吗？”
李大姐蹲下身，指尖轻点纸页，声音低了下来：“扣过。1956年验收，捷方教师病假17小时，中方愣是按1.5倍扣了25.5小时的钱——合计1.2万美元。那年头，1.2万在北京多值钱！捷方代表脸都绿了，可合同白纸黑字，他得认。”
詹春兰听得入神，窝头攥在手里忘了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