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的香港，已彻底沦为被炮火犁过的人间炼狱。日军炮弹如同死神的镰刀，反复收割着城市残存的生命力。自来水系统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街头巷尾堆积着瓦砾与来不及收殓的尸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与尸体腐败的甜腻恶臭。昔日繁华的“东方之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与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蝼蚁。
黛与“账房”最新的联络点，设在一处已被炮火掀掉半边的仓库地下室里。这里潮湿、阴冷，仅靠一盏依靠汽车蓄电池点亮的孤灯提供照明。雨水混合着渗漏的泥浆，沿着破损的阶梯缓缓流淌，发出令人烦躁的滴答声。地图铺在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上，“账房”的手指，带着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冷静，点在已被红圈锁定的“十二月四日至七日”这个时间范围上。
“时间窗口已经狭窄，”“账房”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质感，“现在，我们必须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废墟中挖掘出那个确切的‘遗址’——周景明与‘布朗先生’签署密约的具体地点。”
他环顾四周，仿佛在凝视着整个战火纷飞的香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殖民政府机能瘫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常规的、安全的会面场所变得极不可靠。选择哪里，既能保证绝对的隐秘，又能符合周景明身份地位带来的行为逻辑，同时还能让‘布朗先生’（即‘账房’自己）感到足够的掌控力？这需要逆向重构他们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经过对周景明生活习惯、社交网络、资产分布以及“账房”自身行动轨迹的反复推演，三个最有可能的地点选项，被逐一列出，进行冷酷的剖析。
选项一：山顶卢吉道某隐秘别墅。
· 支持理由： 这是他们上一次重要会面的地点，具备成熟的安防措施（由“账房”控制）和绝对的私密性。符合周景明作为精英官僚对“高端”、“隐秘”场所的心理需求。在此签署涉及巨额资产和身家性命的文件，在氛围上具有“仪式感”和“安全感”。
· 反对理由\/风险： 战争阴云下，通往山顶的道路已成为军事管制区和轰炸重点，通行风险极高，且极易留下行车记录。周景明在最后时刻频繁前往山顶，可能引起其司机、家人或日方监视者的额外注意。过于“经典”的地点，也可能在潜意识里被对手优先排查。
· 象征意义： 权力的顶峰与极致的孤立。在此签署的协议，如同在悬崖边缘达成的交易，华丽而危险。
选项二：中环某会员制俱乐部（如香港会或上海银行俱乐部）。
· 支持理由： “大隐隐于市”。利用周景明作为常客的身份，在人来人往的俱乐部中，选择一个隔音的私人包间进行短暂会面，反而可能因为其“公开性”而降低嫌疑。符合周景明维持表面正常社交活动的行为模式，便于解释其行踪。俱乐部的人员复杂背景，也能为会面提供天然屏障。
· 反对理由\/风险： 隔墙有耳。即使在私人包间，也无法完全排除被侍应生、其他会员或敌方渗透人员偶然察觉的风险。俱乐部本身可能在战火中受损或被征用，留下物理证据。对于“账房”而言，在此类半公开场合进行终极交易，其掌控力相对较弱。
· 象征意义： 殖民秩序的余晖与公开的隐秘。在旧世界的沙龙里，签署埋葬旧世界的契约，充满反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