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将邀请所有愿意公开身份的历史当事人，无论对错，无论职位高低，来到事件发生的原址，在一块为此而立的空白石碑上，亲手刻下自己的名字，和一句发自内心的承诺或陈述。
这个仪式不直播，不邀请媒体，不作任何宣传，仅由赵小芸以纪录片的形式全程记录。
第一个到场的人，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是张维昌。
他被儿子搀扶着，来到已经成为城市绿地的纺织厂旧址。
面对那块巨大的空白花岗岩石碑，老人沉默良久，拿起工作人员递来的刻刀和锤子，一字一顿，用力刻下：“我说过的话，我认。”
金石之声，清脆而决绝。
这股寻求和解的暗流，也影响到了体制之内。
陆承安在一次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的会议上，抓住机会，提出了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建议：将“历史遗留问题回应率”正式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他还联合专家，为“回应”二字设定了明确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承认自身在事件中的角色、详细说明当年的决策背景、向受影响群体表达歉意或解释立场”。
这项建议，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高层的默许下，竟被破格列为试点改革项目。
短短三个月内，七个县市陆续召开了形式各异的“往事说明会”。
在其中一场会议上，一位头发花白的退休干部走上台，面对着台下几十位当年的下岗工人，刚说了一句“弟兄们，我对不住大家”，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改变，正在以一种缓慢但坚定的方式发生。
又是一个深夜，林晚在巡查一座西部小城的工人纪念展廊时，有了新的发现。
那块为“命名仪式”而立的石碑角落里，不知何时，多了一行新刻的小字，笔迹潦草而怯懦：“我也签了字，但我没敢站出来。”
没有署名。
林晚调出后台的档案资料库，通过笔迹智能比对，发现这行字的笔迹，与二十年前一份关键会议的纪要签名高度吻合。
她心中一颤，却没有清除这行字，更没有上报追查。
她只是拿起备用的小刻刀，在那行字的旁边，轻轻补上了一句：“你说出来了，这就够了。”
第二天清晨，负责打扫的清洁工报告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石碑前，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双磨破了鞋底的旧皮鞋——那是九十年代机关干部的标准制式。
苏霓得知此事后，沉默了许久。
她似乎看到了一个在深夜里徘徊、斗争，最终鼓起勇气刻下那行字，又在黎明前留下自己唯一的身份证明后仓皇离去的背影。
她当即下令，在全国所有的“火种”站点，增设一个“无声留言区”。
那只是一块最普通的黑板，旁边放着一盒粉笔，来者可以随意书写，工作人员每日清晨拍照存档后，便会将其擦拭一新，等待新的留言。
当晚，第一个设立“无声留言区”的站点，黑板上只出现了一行字。
那字迹歪歪扭扭，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气。
“对不起，三个字，我练了二十年。”
这块小小的黑板，仿佛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树洞，承接着无数被压抑的、迟到的歉意。
林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回访这些“无声留言区”作为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她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无数迟来的忏悔，直到那天，在连续回访了七个火种站点后，她终于在一个角落的黑板上，发现了一丝诡异的、绝不属于忏悔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