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这套组合拳，如同一位高超的棋手，落子无形，却步步为营。效果在十月下旬开始逐渐显现：
茶楼酒肆中，关于绥州的议论不再是“该不该守”的一边倒质疑，开始出现“陛下所言，似也有些道理”、“西夏确实欺人太甚”、“种将军和边军弟兄也不容易”之类的声音。
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中层官员，在读到那些算经济账、讲战略价值的文章后，私下交谈时开始表示：“或许……陛下此举，是看得更长远些。”
太学里，年轻学子们为“王霸之辨”争得面红耳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空谈仁义不能御敌，富强方能安邦”的观点。
甚至部分与司马光交好的官员，在读到那些描绘边关将士艰苦的“故事”后，也不禁叹息：“守土将士确是可敬，只是……希望不要再启战端。”敌意明显软化。
这场舆论战的核心目的，并非要说服司马光等核心复古派（那几乎不可能），而是要争取那“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对现状不满、对国家前途忧虑，但又囿于传统观念、不敢轻易表态的广大士大夫。
赵顼的手段，正是要引导他们去反思：仁宗、英宗朝四十年来，一味强调“宽仁”、“持重”，为何却换来了国库空虚、边患日亟？
当传统的“药方”似乎已经无效，甚至“病入骨髓”之时，是不是应该允许、甚至支持皇帝尝试一条更强硬、更务实的新路？
秋意渐深，汴京的舆论场在经历了最初的震荡后，正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一股支持变革、强调事功的暗流，在皇权的精心引导下，开始悄然涌动。
赵顼站在福宁殿的舆图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但他已经证明，只要运用得当，皇帝所掌握的资源和智慧，足以在士大夫的舆论战场上，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而这场舆论战的胜利，将为接下来更为波澜壮阔的熙宁新法，扫清最初的思想障碍。
熙宁元年的十一月，伴随着河北灾情的渐缓与绥州城防的日益坚固，悄然降临汴京。然而，紫宸殿那场关于绥州的御前辩论，其影响却如这冬日的朔风，持续在士大夫阶层中激荡。
以司马光为首的复古派，在舆论上被年轻官家赵顼凭借充分的准备与犀利的辩才压过一头后，并未消沉，反而弥漫着一种愈发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司马光位于汴京的宅邸书斋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几人眉宇间的凝重。吕陶、范纯礼、孙觉等核心人物再次聚首。
“君实兄，”吕陶语气沉郁，“自绥州之辩后，市井清议，多有称颂陛下‘明断’、‘务实’之声。韩绛、吕惠卿等辈，气焰更盛。长此以往，我等所持之‘王道’、‘礼法’，恐将被视为迂阔空谈，于士林中边缘化矣！”
范纯礼点头附和：“确是如此。陛下锐意事功，吕惠卿等新进之辈，皆以‘富国强兵’为号，颇能吸引年轻士子。若我辈只一味持重守旧，恐难再凝聚人心。必须有所作为，以彰我道之不虚！”
司马光静坐主位，目光深邃，缓缓捻动手中念珠。他何尝不知眼下困境？作为士林清流领袖，他深知政治声望需靠实绩维系，空谈道德经义，终难服众。
他们急需一个既能彰显其政治主张（复古礼、明纲常），又能切中时弊、展现经世之才的舞台。
沉默良久，司马光眼中精光一闪，沉声道：“诸君所虑，正是光日夜忧心者。我辈之道，非徒托空言，乃在经世致用。
当今朝野之积弊，除边事冗费外，尚有一更为沉疴，且与我等所倡‘礼法’息息相关之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