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二月下旬，江南的春寒尚未完全褪去，朝廷的敕令已由快马疾驰送达江宁。
旨意清晰，布局周密，全然采纳了先前君臣奏对所议的方略：
韩绛擢升为权三司副使，即刻返京述职，协助三司使欧阳修总揽全国财政。
王安石授翰林学士兼右谏议大夫，此职虽品秩并非极高，却乃皇帝近臣，日侍天颜，参议朝政，以备顾问，其重用之意，昭然若揭。
冯京任江南东路转运使兼权发遣盐政使，总揽东南财赋与盐政，接替韩绛之责。
苏颂除知江宁府事兼盐政副使，以其精于算学、格物之才，负责新政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技术管理。
章衡为江南诸路巡查御史，范纯仁、吕大防为副使，组成一个极具分量的监察班子，专司监督新政执行、吏治清廉与民情反馈。
这套班底，既有冯京的持重总览，又有苏颂的精密务实，外加章衡等人的刚正监察，可谓考虑周全，平衡了改革、稳定与制衡的多重需求。
与此同时，韩绛与王安石离任前的最后一场雷霆行动也已近尾声。被查封的盐场、宅邸、库房，以及折变的诸多财物，陆续清点完毕。
这一日，江宁府衙库前，车马辚辚。一口口沉甸甸的大木箱被装上特制的坚固马车，由精锐的禁军士卒严密看管。箱中所盛，乃是此次查抄行动中易于携带的精华部分：
黄金、白银、成串的铜钱、便于运输的贵重丝帛，以及部分迅速折价的珠宝。其总价，据三司吏员与皇城司人员联合核计，估值已近八十万贯之巨！这尚不包括那些需要时间变卖的田宅、店铺等不动产。
韩绛与王安石并肩立于阶上，望着这即将押送赴京的庞大财富。韩绛的脸上并无太多喜色，反而透着一种沉静的决然。
“介甫，你看。”他微微抬手，指向那些车辆，“此去京师，水深浪急。欧阳公目疾深重，三司积弊如山，国库依旧空虚。若无此‘底气’，我纵有经世之志，恐亦难施展拳脚，徒令宵小之辈轻视。”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深沉：“这，亦是我能为陛下送上的最好的‘礼物’。不仅是一笔活钱，更是一个信号——陛下所推行之新政，不仅能富民，更能惩贪聚财，强固国本！有此为证，朝堂之上，那些非议新政空耗钱粮的论调，可以休矣！”
王安石目光复杂地看着身旁这位亦师亦友的同僚，最终深深一揖：“子华兄深谋远虑，人所不及。此去京师，任重道远，万望保重。”
韩绛扶起他，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臂：“介甫，你我京师再会。届时，方才是真正的大展宏图之时！”
数日后，一支特殊的车队在重兵护卫下，浩浩荡荡驶出江宁城，向北而行。队伍前方，是韩绛与王安石的官轿。
韩绛坐在轿中，闭目养神。他怀里揣着的是三司副使的任命文书，而他的身后，是价值近百万贯的财富。这无疑是他步入帝国最高财政殿堂最硬的一块敲门砖，也是他献给年轻皇帝最厚重的投名状。
车辙滚滚，碾过初春的土地。江南的烽火暂歇，而汴京的风云，正等待着这两位心怀宏图之志的臣子去搅动。
韩绛以其老辣的政绩和这份沉甸甸的“底气”，为自己，也为王安石，更为皇帝赵顼那波澜壮阔的熙宁新法，奏响了一曲强有力的序曲。
熙宁元年三月初三，汴河两岸杨柳新绿，春水初涨。距京城码头数里外的一处清净茶馆，临河而设，视野极佳。赵顼一身寻常文士襕衫，坐在二楼敞轩处，面前一盏新沏的蒙顶甘露，香气氤氲。
他看似悠闲地望着运河上往来的舟楫帆影，耳中却捕捉着楼下茶客和窗外纤夫的闲谈。
近来临安城内外最火热的话题，自然是那震动朝野的“裁军”风声和远在江南的“盐政风暴”。
茶客们议论纷纷，有夸朝廷终于动真格查贪官的，也有忧心忡忡担心裁了军卒生乱的，更有对那主持江南事务的“韩相公”、“王知府”手段啧啧称奇的。赵顼听着这些未经修饰的市井之言，嘴角偶尔牵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李宪悄步上前，低声道：“大家，韩、王二位大人的官船已在前方码头靠岸了。”
赵顼点点头，目光仍望着河面：“嗯。去请他们过来吧。就说朕在此处喝茶，请他们一同歇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