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会七年（1129年）的冬天，汴梁城外的雪下得正紧，金军的铁蹄踩碎了结冰的护城河，也踩碎了大宋最后的体面。金兀术（完颜宗弼）身披玄色重甲，腰间挂着嵌玉的弯刀，勒马站在宣德门前，目光扫过城墙上垂落的宋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身后的贴身侍卫钱紧，正捧着一本牛皮封面的账簿，冻得通红的手指在炭笔上打颤。
“将军，城西粮仓清点完毕，糙米七万石，精米两万三千石，运往北线军营需耗粮五千石，实际能到账八万八。”钱紧的声音带着哭腔，不是怕死人，是怕算错数——自从三年前跟着金兀术，他就成了全军唯一的“账房侍卫”，别人挥刀砍人，他挥笔记账，连睡觉都得把账簿压在枕头下，生怕被乱兵抢了去。
金兀术没回头，马鞭指向城内最高的阁楼：“那是大宋内库的方向？”
“是！昨儿个降兵招了，内库藏在太清楼地下，光金砖就码了三层，还有整箱的夜明珠，据说够咱们二十万大军吃三年。”钱紧说着，账簿上的“预期收益”栏又多了一串墨迹。
可没等他们进城，城门后突然冲出一队宋军，领头的校尉举着长枪吼：“金狗休走！爷跟你们拼了！”金兀术眼皮都没抬，身后的骑兵已经冲了上去，刀刃劈裂铠甲的脆响里，钱紧赶紧往账簿上添了一行“攻城损耗：战马三匹，士兵十七人，抚恤金需支银二百五十两”。
等杀到太清楼，地下内库的景象让连见惯了世面的金兀术都愣了愣：金砖堆得快顶到房梁，绸缎裹着的玉器从箱子里溢出来，还有一筐筐的铜钱，串钱的麻绳都朽了，一碰就散。几个女真士兵眼馋，伸手要拿玉佩，金兀术突然大喝一声：“住手！”
钱紧赶紧上前：“将军，这玉佩成色好，一块能换十石粮，要是乱拿乱抢，回头数不清账……”
“不是怕账乱，是怕拿错了。”金兀术蹲下身，拿起一块刻着“大宋国库”的金砖，掂量了掂量，“你记着，这些不是咱们的私产，是大金的军饷、粮草、兵器钱。要是士兵们只顾着抢玉佩，忘了运粮食，等开春北返，咱们就得饿着肚子打仗。”
他转头下令：“分三队！一队守库，一队运粮，一队搜民间富商——记住，只搜金银粮食，别烧房子，别杀工匠。”钱紧赶紧记：“民间搜刮策略：优先商户、当铺，保留民居与工匠，降低后续占领成本。”
可底下的士兵还是乱了套。有个百夫长抢了个镶金的屏风，扛着就往外跑，金兀术瞥见了，弯刀一挥，屏风被劈成两半，金箔碎了一地。“谁再敢私藏，这屏风就是例子！”他声音不大，却让全场静得只剩雪花落在账簿上的声响。
钱紧缩了缩脖子，在账簿末尾补了句：“暴力掠夺的核心不是‘多抢’，是‘有序抢’——无序损耗比敌军抵抗更费钱。”
等汴梁的财富装了上千辆马车，金兀术却没急着走。他让钱紧把城内的富户名单列出来，挑了十个最有钱的，让人把他们请到军营。富户们以为要被砍头，哆哆嗦嗦跪了一地，金兀术却给他们倒了杯酒：“你们的钱，大金收了，但你们的铺子还在。只要你们肯帮大金收税，以后铺子赚的钱，分你们三成。”
有个姓王的富商颤声问：“将军不杀我们？”
“杀了你们，谁帮我管汴梁的生意？”金兀术指了指钱紧手里的账，“你们看，这城里有多少米铺、布庄、盐铺，我记不清，但你们清楚。要是你们跑了，这些铺子关了门，明年我再来，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钱紧在旁边补刀：“王老爷，您那间最大的米铺，昨天被咱们运走了五千石粮，但要是您帮着收税，下个月就能从百姓那儿收回来六千石，您还能赚一千石，多划算。”
富商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姓王的先点头：“小人愿为将军效力。”
那天晚上，钱紧对着账簿算账，越算越心惊：“将军，咱们从内库抢了一百万两银，从民间搜了五十万两，可要是让这些富商帮着收税，明年一年就能收八十万两！这比抢还多啊！”
金兀术正擦拭弯刀，闻言笑了：“抢是一锤子买卖，收税是长久生意。就像打猎，你把林子烧了，只能吃一次肉；留着林子，每年都能打猎。”他顿了顿，看向窗外的汴梁城，“这城，以后就是大金的粮仓，不能只当猎物宰，得当牧场养。”
可没等他们把“牧场”的规矩定好，南方传来消息：宋高宗赵构跑了，躲到了扬州。金兀术当即下令：“留一万人守汴梁，让钱紧盯着收税，其他人跟我南下——赵构手里还有大宋的国库，那才是最大的肥肉！”
钱紧急了：“将军，刚定下的收税规矩还没落地，要是咱们走了，那些富商反悔怎么办？”
金兀术拍了拍他的肩膀，把弯刀塞进他手里：“你不是只会记账吗？从今天起，你带五百人，谁敢反悔，就用这刀教他规矩。等我回来，我要看到汴梁的税银准时运到北线军营，少一两，我唯你是问。”
钱紧握着冰凉的刀柄，看着金兀术带着大军南下的背影，突然觉得手里的账簿比弯刀还重——他这哪是侍卫，分明成了金兀术留在汴梁的“财务总监”。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场“南下抢钱”的征途，会让金兀术第一次明白：靠铁骑抢来的财富，终究不如靠制度赚来的稳当。
天会八年（1130年）春，扬州城外的油菜花刚开，金兀术的大军就到了。可这次进城，钱紧手里的账簿却没像上次那样写得满满当当——宋高宗跑之前，让人烧了扬州的国库，还把能运走的粮食全拉走了，留给金军的只有一座空城。
“将军，城西粮仓只剩两千石发霉的糙米，城东当铺里只有些旧衣服，连块像样的银子都没搜着。”钱紧耷拉着脑袋，账簿上的“实际收益”栏空了一大片，“咱们从汴梁出发时带了五万石粮，路上耗了两万，现在剩下的粮，够全军吃十天。”
金兀术皱着眉，走到扬州城墙上眺望南方。远处的官道上，看不到一辆运粮的马车，只有逃难的百姓往南跑，他们手里攥着仅有的干粮，见了金军就像见了阎王。有个士兵要去抢百姓的干粮，被金兀术喝止了：“抢他们的粮，他们就得饿死，明年这地方就没人种粮了，咱们下次来抢什么？”
可粮食不够是真的急。当晚，军营里就有士兵闹起来，说跟着将军打仗，连饭都吃不饱，不如自己去民间抢。金兀术没发火，让人把闹得最凶的十个士兵带到大帐前，又让钱紧把账簿拿出来。
“你们看，”金兀术指着账簿上的数字，“三年前咱们打燕京，抢了十万石粮，运回去还剩八万；去年打汴梁，抢了九万石，运回去剩六万；今年打扬州，抢了两千石，运回去说不定只剩一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士兵们面面相觑，钱紧在旁边小声解释：“因为咱们越往南打，路途越远，运粮的损耗就越大。这就像你背一袋米走路，走十里路吃一碗，走百里路就吃十碗，走得越远，剩下的越少。”
金兀术点头：“钱紧说得对。咱们靠抢粮打仗，就像守着一口井喝水，井里的水越喝越少，总有一天会干。要是想一直有粮吃，就得自己种粮。”
可怎么种粮？女真士兵都是骑兵，只会骑马打仗，不会耕地；扬州的百姓逃了大半，剩下的也不敢种地——怕种出来的粮被金军抢了。金兀术思来想去，又把钱紧叫来了：“你上次在汴梁不是跟那些富商打交道吗？你说，怎么才能让百姓回来种地？”
钱紧挠了挠头：“百姓怕的是咱们抢粮，要是咱们答应不抢他们的粮，还帮他们耕地，他们说不定就回来了。比如，他们种一亩地，收了粮，咱们只收三成，剩下的七成归他们自己。这样他们有得赚，就愿意种地了。”
“三成？会不会太少了？”金兀术皱着眉，他习惯了抢九成甚至全抢，收三成总觉得亏。
“不少了将军！”钱紧赶紧翻账簿，“汴梁那十个富商，帮咱们收税，一个月就收了五万两银，要是扬州的百姓都种地，一亩地收三成粮，一万亩地就能收三万石，比咱们抢空一座城还多。而且这是每年都能收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金兀术琢磨了两天，最终拍板：“就按你说的办。传我命令，凡扬州百姓回来种地的，免劳役一年，收粮只抽三成；要是有百姓能带来种子、农具，再免半年税。”
可命令传下去，没几个百姓回来。钱紧又出主意：“将军，咱们得找个‘榜样’。比如，找个逃荒的百姓，给他人、给种子、给地，让他种粮，等秋收了，真的只收三成，其他百姓看到了，自然就回来了。”
金兀术选了个叫李老栓的百姓，他家的地在扬州城外，房子没被烧，就是没人敢住。金兀术让人给李老栓送了五斗种子、一把锄头，还派了两个士兵帮他耕地——当然，不是白帮，士兵的口粮从军队里出，等秋收了，从李老栓的粮里扣一点就行。
李老栓半信半疑地种了地，到了秋收，真收了二十石粮。钱紧带着人去收粮，只拿了六石，剩下的十四石全给了李老栓。李老栓捧着粮，哭着给金兀术磕了个头：“将军说话算话，明年我还种！”
消息传出去，逃荒的百姓陆续回来了。到了第二年春天，扬州城外的田地全种上了庄稼，钱紧的账簿上又多了一行：“扬州耕地面积：一万两千亩，预计秋收粮：三十六万石，应收三成：十万八千石。”
可就在金兀术以为能安稳收粮时，北方传来急报：汴梁的富商造反了！原来金兀术南下后，汴梁的十个富商觉得金军远在南方，没人管他们，就私吞了三个月的税银，还煽动百姓抗税。
钱紧急得直跳脚：“将军，汴梁的税银是北线军营的军饷，要是被他们吞了，北线的士兵就得断粮！”
金兀术脸色铁青，当即下令：“留五千人守扬州，其他人跟我回汴梁！这次不只要把税银抢回来，还要让那些富商知道，敢动大金的钱，就得付代价！”
回汴梁的路上，钱紧看着账簿上“扬州预期收益十万八千石”和“汴梁损失税银十五万两”，突然叹了口气：“将军，咱们这钱赚得真难，刚在南边稳住，北边又出乱子。要是能有个法子，不管咱们在哪，钱都能稳稳当当进来就好了。”
金兀术没说话，只是握紧了腰间的弯刀。他知道，钱紧说的是对的——靠武力抢钱，靠恩威并施让百姓种地，都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让大金的钱源源不断，他需要一套更稳当的规矩，一套能管得住富商、留得住百姓、撑得起军队的“敛财制度”。而这套制度的钥匙，藏在汴梁城那些造反的富商手里。
天会九年（1131年）夏，汴梁城的知了叫得震天响，金兀术的大军却让整座城都凉了下来。造反的十个富商被绑在宣德门前，为首的王富商脸色惨白，见了金兀术就喊：“将军饶命！是小人糊涂，不该私吞税银！”
金兀术没理他，径直走到钱紧整理的“造反账簿”前。账簿上写得清清楚楚：王富商私吞税银三万两，用其中一万两买了良田百亩；李富商私吞两万两，娶了三房小妾；剩下的八个富商，要么放贷收利，要么倒卖官盐，把汴梁的税银搅得一塌糊涂。
“你们以为我远在扬州，就管不了你们了？”金兀术的声音像淬了冰，“我让你们帮大金收税，给你们三成收益，不是让你们当土皇帝，是让你们当大金的‘账房先生’。你们倒好，把大金的税银当成了自己的私房钱。”
王富商哭着磕头：“将军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小人愿意把私吞的税银全吐出来，还愿意多交一倍，只求将军留小人一条命！”
金兀术冷笑：“吐出来？晚了。钱紧，念一下我定下的规矩。”
钱紧捧着新写的《汴梁收税章程》，清了清嗓子：“第一条，所有帮大金收税的商户，需每月初五交账，账实不符者，罚银十倍；第二条，禁止商户私放高利贷，利息不得超过三成，违者没收全部家产；第三条，官盐、官铁由大金官府专营，商户不得私自倒卖，违者斩。”
念完，钱紧看向王富商：“王老爷，你私吞税银，违反第一条；你用私吞的税银放贷，利息五成，违反第二条；你还倒卖官盐，违反第三条。三条都犯了，按规矩，该斩。”
王富商吓得瘫在地上，其他九个富商也哭成一团。金兀术却突然话锋一转：“但大金不是不讲道理。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现在被砍头，家产充公；要么把你们的良田、铺子全交给大金，你们继续当掌柜，但是收益归大金，你们每月拿俸禄，要是干得好，年底有分红。”
富商们面面相觑，王富商先反应过来：“小人选第二个！小人愿意把家产交给大金，只求将军给小人一口饭吃！”
其他富商也跟着附和。金兀术满意地点头，让钱紧把他们的家产登记造册：“从今天起，汴梁的米铺、布庄、盐铺，全归大金官营。钱紧，你管着这些铺子的账，每月的收益一半运往北线军营，一半留在汴梁，用于修水利、买种子，让百姓种更多的地。”
可刚解决了富商，新的问题又来了——女真贵族不干了。有个叫完颜宗翰的贵族，是金兀术的堂兄，听说金兀术把汴梁的铺子都收归官府，跑来大帐里闹：“宗弼！你疯了？那些铺子本该分给咱们女真贵族，你怎么全收归官府了？咱们打仗流血，不就是为了多分点家产吗？”
金兀术早料到他会来，让人把钱紧的账簿拿给完颜宗翰看：“堂兄，你看，汴梁的铺子要是分给贵族，每个贵族能分两三家，一年最多赚一万两银；但要是归官府专营，统一进货、统一定价，一年能赚十万两银。这十万两里，咱们贵族每人能分五千两，比自己管铺子赚得还多。而且官府管着，没人敢私吞，没人敢抬价，百姓愿意买，铺子才能一直赚钱。”
完颜宗翰翻着账簿，眉头还是皱着：“可那些铺子不在咱们自己手里，总觉得不踏实。”
“踏实？”金兀术笑了，“堂兄，你去年分了三家布庄，结果不到半年就亏了五千两，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布庄的生意，只会让掌柜涨价，百姓不买，布就堆在铺子里，最后只能亏本卖。现在官府管着，钱紧懂记账，商户懂经营，咱们只等着分红，不比自己管铺子踏实？”
旁边的钱紧赶紧补充：“宗翰大人，上个月官府专营的米铺，因为统一从扬州调粮，成本比以前低了两成，卖价也降了一成，百姓买得多，咱们赚的反而比以前多了三成。这就是‘统一经营’的好处——薄利多销，积少成多。”
完颜宗翰琢磨了半天，终于点了头：“行，就按你说的办。但要是年底分不到五千两，我可饶不了你。”
解决了贵族的反对，汴梁的官营铺子很快走上了正轨。钱紧每天忙着对账，从米铺的进货量到盐铺的销售量，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发现盐铺的掌柜偷偷把官盐卖给私商，当即报给金兀术。金兀术二话不说，斩了掌柜，还把私商的家产充公，让整个汴梁的商户都不敢再犯规矩。
那天晚上，钱紧算了笔总账：汴梁的官营铺子每月赚银五万两，扬州的粮田每月收粮三万石，再加上其他州县的赋税，大金每月的“收入”已经能覆盖军队的军饷、百姓的赈济，甚至还有结余。他拿着账簿跑到金兀术的大帐，兴奋地说：“将军！咱们现在不用打仗也能赚钱了！这比抢钱稳当多了！”
金兀术正在看地图，闻言抬头笑了：“这才刚开始。汴梁和扬州是大金的‘钱袋子’，但还不够。南边的宋朝有丝绸、茶叶，北边的蒙古有皮毛、马匹，要是咱们能把这些东西换过来，再卖到汴梁、扬州，赚的钱会更多。”
钱紧眼睛一亮：“将军是想做贸易？”
“对，贸易。”金兀术指着地图上金宋边境的寿春，“我要在那儿开一个‘榷场’，让大金的皮毛换宋朝的丝绸，让宋朝的茶叶换大金的马匹。到时候，咱们不用打仗，不用种地，靠交换就能赚钱。”
可钱紧却皱起了眉：“将军，宋朝会愿意跟咱们贸易吗？他们恨咱们抢了汴梁，抢了扬州，说不定会封了边境，不让咱们的东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