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夏天的这个傍晚，格外闷热。省委大院里的知了扯着嗓子嘶鸣，叫得人心烦意乱。我刚刚把周省长——哦，按照最新的任免文件，应该称呼周汝信同志了——把他最后一批个人物品从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收拾进纸箱。
紫砂茶杯、几本做了密密麻麻批注的《改革内参》、那副跟随他多年的老花镜，还有桌角那盆他时常打理，却总也养不太好的文竹。东西不多，一个中型纸箱还没装满。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滞涩感。秘书小王站在门口，想进来帮忙又有些踌躇，脸上挂着一种标准的、却又无比空洞的同情笑容。我对他摆摆手，示意这里不需要了。他如蒙大赦，轻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以及那无处不在的、权力骤然抽离后的寂静。
就在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刚刚开过。没有预想中的狂风暴雨，一切都在和风细雨、程序严谨的框架内完成。周汝信同志因年龄及身体原因，不再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职务，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年龄及身体原因”，这六个字像是一枚温婉的印章，轻轻盖在了一段锐意进取的仕途篇章末尾。可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都明白，他那颗强健的心脏或许还能为改革蓝图激烈跳动，只是，某些无形的力量已经不愿意再为他供血了。
我拿起那盆文竹，几根枝杈已经有些枯黄。周老曾一边给它修剪，一边似笑非笑地对我说过：“致远啊，你看这机关里的生态，有时候就跟养这文竹差不多。水多了烂根，太阳太毒了烧叶，讲究个分寸。我啊，可能就是那个浇水太急，总想着它一夜之间就能窜上天的人。”
他现在，算是被“分寸”给规训了吗？
我把文竹小心地放进纸箱最上层，指尖触到微凉的陶土盆壁。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几帧画面：他在国企改制攻坚会上，拍着桌子对着一群尸位素餐的官僚怒吼“你们这是在喝工人的血！”；他在视察被粗暴取缔的民工子弟学校时，蹲下来给那个吓哭了的小女孩擦眼泪，背影微微佝偻；他在无数个深夜，就着台灯审阅我起草的报告，用那支红蓝铅笔，划掉那些华而不实的辞藻，批上“要干货！”“百姓能得到什么？”……
一颗水珠砸在纸箱的瓦楞上，晕开一小片深色。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汗。这鬼天气，空调似乎也随着主人的离去而懈怠了。
“怎么，这就开始伤春悲秋了？”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带着点熟悉的、让人不太舒服的暖昧笑意。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高建明，那个能量越来越大的商人。他今天穿了件质地极佳的淡蓝色短袖衬衫，西裤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与这间正在迅速“降温”的办公室格格不入。
“高总。”我直起身，尽量让表情显得平静。
“听说……尘埃落定了？”他踱步进来，目光扫过那个纸箱，像在评估一件刚刚流拍的古董，“人大好啊，清闲，地位也高。周主任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
他的话像是涂抹了蜂蜜的针尖。我没接话，继续低头整理。一根掉落在抽屉缝隙里的红蓝铅笔，我把它捡起来，别在了自己的衬衫口袋上。
高建明也不觉得尴尬，自顾自地在一旁的会客沙发上坐下，翘起二郎腿：“致远老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他终于切入正题了。
“服从组织安排。”我给了个标准答案。
“嘿，跟我还打这官腔？”他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的亲昵，“树挪死，人挪活。周老这一步，看似退了，实则是进了‘安乐窝’。可你们这些身边人，就得好好想想前程了。跟着去人大？那地方，一杯茶一张报纸就是一天，能把人的雄心壮志都磨没了。你林大才子，甘心吗？”
他的话像是一条冰冷的蛇，缠绕上心头。这正是我内心深处最不愿触碰的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