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任那番“委婉的批评”，像一场无声的冷雨，将我心里那点残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浇得透心凉。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一个周末。窗外是省城周末特有的喧嚣——孩子们的嬉笑声，小贩隐约的叫卖，远处工地施工的轰鸣……但这些声音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模糊而遥远。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份被宣判“死刑”的报告，以及张主任那些看似温和却字字诛心的话语在反复回响。
“个别案例……不能代表主流……”
“个人情绪……不够客观冷静……”
“敏感地带……影响稳定……”
这些词语像一把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我曾经坚信不疑的某些东西。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太幼稚、太偏激了？是不是我真的如张主任所说，只看到了局部的、阴暗的角落，而忽略了阳光下大片的田野？是不是我那份饱含激情的报告，真的只是一篇不合时宜、甚至可能带来麻烦的“问题清单”？
我想起大学时代，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着作，与陈默他们彻夜争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仿佛还在胸中激荡。我以为，毕业后进入政策研究室，拿起笔，就能参与时代的书写，就能为底层民众的疾苦发声，就能推动一些哪怕微小的改变。
多么天真，多么可笑！
现实给了我沉重的一击。它告诉我，在这里，笔不是自由的，它必须遵循某种看不见的规则和边界；声音不是随意的，它必须符合某种预设的基调与和弦。真实，有时候是一种奢侈品，甚至是一种“负资产”。
一种巨大的幻灭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感觉自己像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满怀热血地发起冲锋，却被现实这架冰冷巨大的机器轻轻一弹，就狼狈地摔倒在地，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
周一，我强打起精神去上班。脸色想必是憔悴的，眼神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老张看到我，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那眼神里分明写着“早就告诉过你”。其他同事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投向我的目光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同情，或者还有一丝“又一个被现实教育了的年轻人”的了然。
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着那些格式固定、内容空洞的文件。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曾经觉得充满挑战和意义的工作，此刻变得如此乏味和虚无。
中午在食堂吃饭，我也刻意选了个角落，独自一人。看着周围同事们谈笑风生，讨论着家长里短，或者交流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道消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与这个环境的格格不入。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脸色这么差，病了？”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我抬头，是王伯年老师。他端着餐盘，关切地看着我。王老师是我们研究室的老人，也是少数几个还保持着一些书卷气和独立思考的人，平时对我颇多指点。
我勉强笑了笑：“没事，王老师，可能就是有点没休息好。”
王老师在我对面坐下，慢条斯理地摆放好自己的碗筷，看似随意地说道：“年轻人，休息好很重要。不过，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没睡好，倒像是心里有事。”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那份报告的挫折，像一块难以启齿的伤疤。
王老师也没有追问，只是自顾自地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总觉得手里这支笔，能写尽天下不平事，能唤醒世间糊涂人。后来啊，碰的钉子多了，也就慢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