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笑一下。拼？或许吧。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一种近乎本能的记录和责任。我想起王伯年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感叹过：“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前觉得这话有些迂阔，此刻却感同身受。
写到对策建议部分，我更加谨慎。我知道，光是揭露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参考了中央近期的涉农文件精神，结合清河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建议上级对贫困地区实行税费减免或转移支付倾斜；二是严格清理、规范各类收费项目，建立透明的征收目录和监督机制；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根本上缓解负担压力。
这些建议，有些可能显得理想化，有些触及了现有的利益格局，但我还是写了进去。哪怕只有一条能被看到，被考虑，或许就能让某个地方的“狗娃”重新回到课堂。
当最后一个句号画上，窗外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将胸腔里积压了许久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手臂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麻僵硬，眼睛干涩发胀。厚厚一沓稿纸堆在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这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成果。
报告的结尾，我斟酌再三，写下：“……底层民众的坚韧与忍耐，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然，基石亦有其承重之极限。正视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人心向背、政权稳固的政治问题。唯有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最广大的农民群体，方能筑牢国本，行稳致远。”
放下笔，我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内心却有一种奇异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微弱的、近乎悲壮的满足感。
我知道，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可能会像一块石头，落入看似平静的机关池塘里。它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沉底，也可能会激起意想不到的涟漪，甚至浪花。
周副秘书长会怎么看？他赏识我，但这份报告的内容如此尖锐，他会支持吗？还是会觉得我过于年轻气盛，不懂规矩？
其他领导呢？那些更看重“稳定压倒一切”，习惯于听汇报、看报表的领导，会如何看待这份“不合时宜”的报告？
还有研究室里的同事们，像老张那样的老好人，大概会觉得我是在“捅马蜂窝”吧。
各种念头在疲惫的大脑里盘旋。
但此刻，我无暇多想，也无力多想。一种完成使命后的虚脱感攫住了我。
天光渐渐放亮，城市的喧嚣重新开始聚集。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将那份沉甸甸的报告仔细地叠好，放进一个崭新的文件袋里。封面上，我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标题和我的名字——**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林致远**。
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这是我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感知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是我对那片土地和那些人们，最初的、也是最真诚的回应。
火焰暂时倾泻到了纸上，但接下来，它将面临真正的考验——权力的审阅，以及那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器的运转规则。
我拿起文件袋，感受着它的分量，推门走了出去。清晨略带凉意的空气扑面而来，让我精神微微一振。
新的一天开始了，而风暴，或许才刚刚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