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县政府那辆饱经风霜的北京吉普212就已经在宿舍楼下等着了。引擎盖下传来不太规律的抖动，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
李卫国，我的新司机，正拿着一块抹布，用力擦着前挡风玻璃上积了一夜的灰。他四十多岁年纪，皮肤黝黑，手指粗壮，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话不多，但动作麻利。见我出来，他停下动作，喊了一声“林县长”，声音不高，却带着山里人特有的实诚。
“李师傅，早。”我拉开车门，一股混合着机油、尘土和旧皮革的味道扑面而来。座椅的弹簧大概有些疲软了，坐下去感觉陷下去一块。
“车老了，毛病多，林县长您多担待。”李卫国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
“挺好，能跑就行。”我笑了笑，“今天咱们就去最远的山南乡，路不好走，辛苦你了。”
“没啥，这路我熟。”他点点头，不再多话，转身坐进驾驶室。
吉普车吼叫着，颤抖着驶出县政府大院。清晨的县城还没完全苏醒，只有几个早起的摊贩在支着炉子，白色的蒸汽在清冷的空气里袅袅升腾。车子很快拐出了主街，路面从水泥变成了柏油，又从柏油变成了砂石。等真正驶上去山南乡的土路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跟着这辆吉普车一起颠簸起来。
路，已经不能称之为路了。更像是被各种车辆和雨水随意碾压出来的沟壑。吉普车像喝醉了酒，左摇右晃，上下起伏。我必须紧紧抓住车窗上方的扶手，才能稳住身体。车轮碾过石块，发出“咣当”的巨响，卷起的尘土像一条黄色的土龙，紧紧追随着我们，从车窗缝隙里顽强地钻进来，呛得人喉咙发干。
“这路……一直这样？”我忍不住问，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被颠得挪了位置。
李卫国双手稳稳地把着方向盘，眼睛紧盯着前方那些隐藏的坑洼，语气平淡：“嗯，好些年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山南乡的乡亲们出来卖点山货，买点盐巴，全靠这条腿和这口气。”他顿了顿，补充道，“前年翻过一辆拖拉机，一死两伤。”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象。山是青的，水看起来也是绿的，但路两旁的村庄，大多还是低矮的土坯房，斑驳的墙壁上残留着早已褪色的标语痕迹。偶尔能看到几个村民扛着锄头走在路边，听到车声，麻木地回头望一眼，然后默默地让到更边的土坎上，任由尘土将他们笼罩。
“县里没想过修路？”我追问。
“想过，年年报计划。”李卫国的声音混在引擎的轰鸣和颠簸的噪音里，有些模糊，“没钱。财政那点钱，保工资都紧巴巴的。马书记说过，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先紧着县城周边的路修。”
又是“没钱”，又是“马书记说过”。我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车窗外的景象，比任何工作报告上的数字都更具冲击力。这份真实的贫困，带着泥土和尘土的气息，粗暴地灌入我的感官。
吉普车费力地爬上一个陡坡，引擎发出近乎嘶吼的声音。坡顶有一小片相对平坦的地方，李卫国缓缓把车停下。
“林县长，歇口气，也让机器凉快凉快。”他解释道，顺手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喝口水吧，路还长。”
我接过水壶，道了声谢，推开车门走下去。站在坡顶，视野豁然开朗。脚下是层叠的梯田，像大山的皱纹，记录着生存的艰辛。远处，散落的村庄如同被随手撒在山坳里的棋子，被这条丑陋的土路勉强串联着。
风迎面吹来，带着草木的清新，稍稍驱散了车里的闷热。我深吸一口气，却感觉胸口更加发堵。政策研究室里那些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精准扶贫”的宏论，在这片真实的山川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