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州回来的路上，孙厅长一直闭目养神，直到车子驶入省城地界，他才忽然开口：“小林，这次调研的情况，回去后你先整理个初稿，重点是开发区土地闲置和大河村失地农民安置存在的问题。”
“好的，孙厅长。”我连忙应下，心里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有些没底。这份报告该如何落笔，才能既反映真实问题，又不至于过于尖锐？
“记住，”孙厅长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依旧闭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分量，“汇报，不是告状，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要把问题说清楚，更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清楚。”
我细细品味着这句话，感觉又学到了关键的一课。
回到政策研究室，我立刻投入了紧张的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工作。我把在平州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开发区那片触目惊心的闲置土地，以及大河村村民关于补偿款和就业的抱怨，都尽可能客观、详实地记录下来。同时，我也查阅了国家和省里关于开发区建设、土地管理、失地农民安置的相关政策文件。
起草初稿时，我反复琢磨孙厅长的提醒和之前王老师关于“文件语气”的教导。我没有使用情绪化的批判字眼，而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列举了平州开发区规划面积、已建成面积、实际入驻企业数量、土地闲置率等具体数字；描述了大河村被征地面积、官方补偿标准与村民实际到手款的差距、承诺就业与实际情况的落差。
在问题分析部分，我指出了盲目追求“政策效应”、土地利用粗放、监管不到位、对失地农民长远生计考虑不足等问题。最后，在建议部分，我没有空喊口号，而是提出了几条相对具体的思路：建议对全省开发区进行土地利用效率评估和清理整顿；强化土地出让后的监管和违约责任追究；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社保、技能培训、多元化安置等长效机制。
写完初稿，我长长舒了口气，自觉已经尽力在“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之间做了平衡。
我先把稿子拿给王老师看。他戴上老花镜，看得非常仔细，不时用笔在上面做着标记。
看完后，他放下稿子，沉吟片刻，说道：“情况摸得比较扎实，问题抓得也准，建议也有针对性。不过……”
他顿了顿，指着其中几处关于补偿款差距和村民抱怨的直接引述：“这些内容，事实或许如此，但写在给领导的正式报告里，语气显得过于‘原生态’，容易引发对立情绪。可以考虑换一种表述方式，比如‘据部分村民反映，补偿款发放环节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规范之处’，或者‘征地时承诺的就业岗位，与实际吸纳能力之间存在一定落差’。这样，既点出了问题，又留有余地，便于上级领导协调处理。”
我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王老师这是在教我，如何将尖锐的事实，用更符合机关话语体系的方式“包装”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汇报效果。
“还有这里，”王老师又指着我关于“盲目追求政策效应”的批评，“这个判断本身没问题，但直接写出来，打击面太广。可以改成‘部分地区在开发区建设上，可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这样，更客观，也更有建设性。”
我按照王老师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将那些可能刺眼的棱角一一磨平，让整篇报告看起来更加理性、客观、富于建设性。
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孙厅长审阅。他看完后，没多说什么，只提笔在几个细节上做了核实和微调，便签上了“请转呈周副秘书长阅”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