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夜，圣安娜慈善医院，隔离观察室
安德森船长被迅速转移至医院后楼一间事先规划好、却从未启用过的隔离观察室。
房间四壁空旷，仅有一张铁架床、一个床头柜和一把椅子，窗户被封死，只留顶部的通风口持续换气。
惨白的灯光下，他粗重而带着痰鸣的喘息声显得格外清晰。
陈锦涛医生已经穿戴好了加厚的棉纱口罩和橡胶手套。
他没有使用任何听起来玄妙的东方术语，只是冷静地对跟随进来、同样做好基础防护的护士吩咐道：
“记录：病人，持续性高热超过39.5度，剧烈咳嗽伴有明显胸痛，肺部听诊有湿啰音。西医退热及抗疟治疗无效，初步判断为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他的助手此时提着一个外观朴素却结构紧密的深棕色木箱快步走了进来。
箱体上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把小巧的锁扣。
陈锦涛打开箱盖，箱内衬着柔软的绒布，分格摆放着几样物品，在灯光下泛着冷硬而规整的光泽。
他首先取出一个独立玻璃小瓶，里面是压制成片的白色磺胺药物。
他拧开瓶盖，倒出规定的剂量，对护士说：
“记录用药时间。这是磺胺片，用于控制可能并发的细菌感染。”
护士虽然疑惑于这种她从未在医院药房见过的、包装如此精致的药物，但还是依言协助用温水给意识模糊的船长服下。
接着，陈锦涛又拿出两个以蜡封口的纸质小袋。
一袋上标着银翘散片，另一袋标着桑菊饮颗粒。
“这两种是东方传统的植物提取药剂，针对发热和咽喉肺部症状。”
他解释道，声音透过口罩显得有些沉闷。
他将银翘散片同样给船长服下，又将桑菊饮颗粒用温水冲开，一点点喂服。
做完这些，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大包厚实洁白的棉纱口罩，递给护士：
“立即更换你我的口罩。
这个病房区域，所有进出人员必须佩戴。
门外放置废弃口罩的带盖桶。”
随后，他又取出两瓶750毫升装的消毒酒精，一瓶放在床头柜用于随时消毒手部和器具，另一瓶放在门口。
“密切观察他的体温、咳嗽频率和痰液变化，每小时记录一次。
注意你自己的任何不适感。”
陈锦涛对护士说完，便退到房间角落，开始详细记录用药情况和病人的初始状态。
他重新锁好箱子，放在了房间内一个干净的角落里，仿佛那是一个随时可以开启的武器库。
护士虽然满腹疑问，但陈医生不容置疑的指令，让她选择了严格执行。
时间在隔离室的寂静与病人断续的咳嗽声中缓慢流逝。
服药后约两小时，持续不退的高热首次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体温计的水银柱回落至38.8度。
虽然仍在发烧，但这细微的变化让陈锦涛紧锁的眉头略微舒展。
更重要的是，船长似乎不再那么烦躁，呼吸的艰难程度没有继续恶化。
这仅仅是第一个夜晚，第一个病例。
陈锦涛知道，真正的考验远未到来。
他看了一眼那紧闭的木箱，里面剩余的口罩和酒精，仿佛预示着未来可能需要的、远超出想象的消耗。
他走出隔离室，对守在门外的助手低声说：
“通知玄明道长，首例正在按方案A处置，效果初步显现。请他按计划准备后续步骤。”
方案A：指纯粹医疗包内的药品来治疗。
次日（3月2日）清晨，持续的高热终于被撼动，体温回落至38.2度。
虽然仍在病中，但船长恢复了部分意识，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自述胸闷感有所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