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认为这简直是白费力，但又想，司法官也许需要考虑它的政治意义。
他怎么也忘不掉蓝鸭飞下来时对他发出的冷笑。他走出人群时，听见一个女人说，她看见蓝鸭躺在地上，眼珠子还在动。即便那个人在绞架上吊着，人们还在设法使自己相信他没有死。今后十年里草原上发生的犯罪案件，恐怕有一半要推到他身上了。
考尔正要上马，一位报界人士跑了过来。他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红头发小伙子，因刚才的所见所闻激动得脸色直发白。
“考尔队长吗？”他问，“我给丹佛报社写稿。他们要我找你。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考尔跨上黄褐色马，牵着骡子的引绳。“我要赶路，”他说，“去得克萨斯还有很远的一程呢。”
他开始起步，那个报社的人仍不罢休。他大步走在黄褐色马身边，像克拉拉一样说个不停，不同的是这个小伙子只是激动而已。考尔心想，一路上有两个人跟着他跑，真是怪事。
“可是，队长，”小伙子说，“人们说你是最有名的保安队长。他们还说你把麦克克里队长拉了四千多公里，只是为了下葬。他们说你在蒙大拿建立了第一个牧场。我要是不和你谈谈，老板就会解雇我。他们说你是个富有洞察力的人。”
“是呀，太有洞察力了。”考尔说。他被迫刺了一下黄褐色马，让它从小伙子身边跑开了。小伙子还在记事簿上匆匆地写着什么。
这是个旱年，草地是黄褐色的，宽广的草原上闪动着海市蜃楼般的景色。考尔沿着佩科斯河走，过了博斯克雷东多，一直向南通过了新墨西哥。他知道这条路很危险——在这样的年份，印第安人也会沿这条河南下。然而他更担心干旱。夜晚，闪电划破草原夜空，雷声滚滚，却没有雨。白天闷热，一个人也见不到，只偶尔碰到只羚羊。牲口越来越累，他也一样。他想在夜间赶路，但又不得不作罢，因为他常常打盹儿，有一回险些把车轮撞碎。棺材在篷车上颠簸跳动，已经开始漏盐。
一天，在霍斯海德渡口，他正半睡半醒地在寂静的下午缓缓地走着，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打了他两下，便急忙用手去摸腰部。腰流血了，然而他并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连枪声也没有听到。当他掉转车头，向河边冲过去的时候，瞥见一个棕皮肤的矮个子从一棵大丝兰仙人掌后站了起来。考尔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严重，也不知道自己要面对几个印第安人。这时，由于篷车下河岸时速度太快，车撞在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车散了架，把棺材压在了下边。考尔向后瞧了一眼，看见只有四个印第安人。他下了马，悄悄顺河向北走了一百米，打死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过河后等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再见到另外三个人。他的伤势不重，但子弹还在体内。他知道，只能让子弹留在腰里，等他到达奥斯汀再说。
佩科斯河不宽，河水流淌着，棺材沉在水下。最后，考尔把它从篷车上解开，他和油腻连拉带拽地把它从泥里拖了出来。这回他真遇到了麻烦。离南瓜达卢普河还有八百公里，而篷车已经彻底散架。据他所知，印第安人随时都可能过来，这意味着他必须边干活儿边放哨。他费力地把棺材翻了过来，它已成了一件糊满泥巴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同时，佩科斯河里的水烫得他腹部不适，把他的力气也抽掉了一半。
考尔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将棺材拖到奥斯汀，如果他自己能通过这片炙热无水的地带，到达科罗拉多城或圣萨巴就算走运。话又说回来，既然已经把奥古斯塔斯运了这么远，他绝不想就此撇下他。他将棺材打开，用一张雨夜用作床单的防水布将遗体包好——以后不必再为雨夜担心了。然后又将包裹与奥古斯塔斯的那块招牌捆在一起。招牌久经风吹日晒，大部分字迹已不复存在。他砍倒一棵小盐地雪松，做了一根粗糙的车轴，把招牌放在两个篷车轮子中间。它与其说是一辆马车，倒不如说是一个印第安人用的橇，但它能走。他感觉自己的伤势每天都在减轻，也知道打中他的是小口径枪弹。如果是大口径的，他早就起不来了，也许已经死了。
有几次他认为他看见山丘后面有印第安人溜过，或者藏在远处的仙人掌后面，但没有什么把握。不久，他觉得思想有些混乱，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前方闪动的幻景中，他以为看到了骑马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还有一次他觉得看见了狄兹，又有一次是蓝鸭。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思维能力肯定消失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奥古斯塔斯。奥古斯塔斯一辈子都想把他拖进使他混乱不清的境地，他终于成功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他大声说了好几次，“杰克让我离开了这个地方，而你让我回到了这个地方。”
第二天，他的饮用水告罄。那头骡子和黄褐色马全靠吃肉叶藜或者能找到的一点儿山艾，两头牲口日见瘦弱。考尔十分想念他那匹基奥瓦母马。还不如把姓氏给那孩子，自己留下那匹母马呢。
后来，油腻不走了，它已决定等死。考尔不得不用黄褐色马拉撬。油腻连跟都不跟他们走。考尔估计黄褐色马也会很快死去，然而它一直走到了科罗拉多城。从那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尽管他的伤口已感染，并且开始往外渗出**。这使他想起了大嘴唇——他常想起他撇在北方的那几个伙计，而一想到他们，眼泪就止不住流出来。
等他终于来到瓜达卢普那片长着橡树林的小山包时，那块招牌已破败不堪。那句奥古斯塔斯引以为荣的拉丁语箴言，由于在最下边，早已不翼而飞。关于猪的那部分也脱落了，写着他们出租什么、卖什么和狄兹名字的那部分也掉了。豌豆眼的名字也已经大部分剥落，他自己的名字也一样。考尔希望能留下写着奥古斯塔斯名字的那块木板，但是大部分字母都被捆尸体的绳子磨掉了。事实上，那块招牌至多只能算几块木片，在他解下奥古斯塔斯时，还有两块掉到了他手里。只有牌子顶部那部分还勉强可以读出来——帽子溪牧牛公司暨车马出租贸易中心。
考尔用一把小锹挖好了坟坑。由于他目前身体的状况，挖好这个坟坑花了他大半天的时间，中间有一阵子他感到心虚手软，冷汗不止，不得不坐在墓坑里休息——如果有人往坑里填土的话，干脆把他埋在坑里算了。可是他还是爬起来继续挖下去，直到把它挖好，将奥古斯塔斯放了进去。
“好啦，”他说，“这可给了我个教训，以后再许诺，可要小心点儿。”
他将写着“帽子溪牧牛公司暨车马出租贸易中心”的招牌横绑在一根牧豆树枝上，用一块大石头把树枝钉进土里。就在他用两根鞍绳加固那块横板的时候，一辆载着移民的篷车从山丘那边走了过来。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他们羞怯地朝他的四周张望，一个个都瘦得像负鼠一样。年轻的男人被太阳晒得红里透紫。他那位年轻的妻子戴着一顶软边帽，帽檐拉到了脸上。显然，那块墓碑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年轻人把车停下来，凝望着它。由于没有看见他把奥古斯塔斯放进去，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块墓碑，还是只是一块招牌。
“这个帽子溪牧牛公司在哪儿，先生？”年轻人问道。
“埋了，是不在蒙大拿的那部分。”考尔说。他知道他的话等于没说，但他无心说话。
“妈的，我正想找个有铁匠的地方呢。”年轻人说。后来他见考尔走路很别扭，才发现他受了伤。
“我能帮你的忙吗，先生？”年轻人问。
“谢谢，”考尔说，“要走的路不多了。”
年轻的移民一家接着向圣安东尼奥走去。考尔走到一条小溪边，打算休息片刻，结果睡着了，醒来时已近天亮。招牌那玩意儿叫他犯了愁，这又一次证明了奥古斯塔斯惹人生气的本领——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坟墓的范围。假如一个年轻人看见它便以为附近有个车马出租贸易中心，别人也会这样想的。人们也许会白白浪费几天工夫，在这些石灰石山丘里转悠，想找那个大部分成员已经成了鬼魂的公司。
再说，这虽然是奥古斯塔斯的墓，牌子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也许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他的墓。考尔走回小山包，掏出小刀，想在木板背面刻上他的名字，可是旧木板已经干裂，劲儿太大就会把整块木板毁掉，于是他只在木板背面刻上了“奥·麦”。他知道这根本不顶用，也保存不了多久。有人会因为那个车马出租贸易中心而气愤地把这块招牌整个拔掉。不管怎么样，奥古斯塔斯反正已经来到了他决心要来的地方，他们俩也都知道很多好人都躺在没有墓碑的墓里。
考尔想起他对那个年轻夫妇说，他要走的路不多了，那说明他的思维可能正在萎缩，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精疲力竭加上发炎的伤口，他这种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回蒙大拿，即使他自己能回去，杰里——那匹黄褐色马——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况且他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想回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家了。他想起孩提时便坐着大篷车来到得克萨斯，那时父母已经故去。除去在孤鸽镇的那些日子，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漂泊。
考尔向南朝圣安东尼奥骑去，打算找个医生，然而刚进城，他又转身出来，从城外绕了过去，他不愿见那里的人。他的心震颤不定，他不愿意到人群中去。他骑着黄褐色马继续南行，心想与其去别处，还不如回孤鸽镇呢。
渡过碧绿的努埃塞斯河时，他想起了蛇窝和那个爱尔兰男孩。他想务必去找那个斯佩特尔寡妇一趟，对她说她少了一个儿子，但又想，坏消息可以等一等。这消息已经等了一年，除非她已经从回来的牛仔那里听到了信儿。
八月的一天傍晚，他骑着黄褐色马来到孤鸽镇，突然被刺耳的晚饭钟声惊呆了——那是博利瓦喜欢用半根撬杠敲出的声音。这声音使他觉得他正骑马走过一块鬼魂之地。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思，不清楚当他回到家时，伙计们是否都还在。
可是，当他穿过灌木丛朝帽子溪的马厩跑去时，他只看见了博利瓦一个人，正用原来那根撬杠敲着那口小钟。老人的头发全白了，那条披身毯更加肮脏不堪。
博利瓦抬头看见队长在落日的余晖里骑马过来，扔掉了手中那半根撬杠，几乎瘫倒在地。他回墨西哥的结果是一场苦难，是彻底的失望。他的女儿们都已出嫁离家，老婆则因他多年不顾家而气得凶狠无情。她的舌头像把锋利的刀，她的目光使他感到悲伤。于是，有一天他走了，永远离开了家，走回了孤鸽镇，住在美国佬遗弃的房子里。他靠替人磨刀养活自己，只吃豆子和咖啡。老鼠已经将那些旧床啃光了，他就睡在灶上。他感到孤独，不记得自己曾是干什么的。然而，他每天晚上仍拿起那半根撬杠敲击那口钟。钟声响彻全镇，一直传过格兰德河。
考尔下了马，放下缰绳，老博利瓦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啊，队长，队长。”他说着，便大哭起来，慰藉的泪水从他那粗糙的脸颊上滚滚而下。他紧紧揪住队长的胳膊，好像精力已经耗尽，随时可能跌倒。
“好啦，博利瓦。”考尔说。他搀着发抖的老人进了屋子。屋里乱七八糟、脏不可言，到处是蜘蛛网和老鼠屎。博利瓦拖着步子在屋里转着，他热好了咖啡，考尔站在前廊上喝了一杯。他朝街上望去时，吃惊地发现小镇已同过去不一样，原先的什么东西现在不见了。起初他想不起是什么，还以为是灰尘太大，或者他的视力有偏差。后来他想起了干豆酒吧。那没了的东西好像就是那家酒吧。
考尔把马牵进那个无顶马厩，卸下鞍鞯。石槽里有满满一槽清凉的水，但光喝水是饱不了的。考尔又把它牵了出来，让它吃草，并在一旁看着它在地上滚了很久。
后来，他很想知道那家酒吧是不是真的没有了，于是走过帽子溪的干河床，来到大街上。
他刚转到那条街上，便见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在夜幕中向他走来。怎么，是奥古斯塔斯？他想，一时间他竟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他只记得在瓜达卢普那小山丘上的墓坑里坐着，却不记得爬出来。
那个一条腿的人原来是狄拉德·布罗利——那个理发匠。他与奥古斯塔斯那次不得不为他切去那条腿时，他喊哑了喉咙。
当狄拉德看到考尔队长站在街上时，吓得差点儿把他费劲从河里捉到的几条鲈鱼掉到地上。天渐渐地黑下来，他不得不走近些才看清楚是队长——只剩下一点儿光亮了。
“怎么，队长，”狄拉德用嘶哑的声音说，“你和伙计们终于回来了吗？”
“伙计们没有，”考尔说，“只有我一个人。那家酒吧怎么了？”
他发现判断对了——杂货铺还在，干豆酒吧却不见了。
“烧了，”狄拉德用嘶哑的声音说，“大约一年了。”
“怎么烧起来的？”考尔问道。
“万茨放的火。他自己也烧死在里边了。他把自己锁在那个妓女的房间里不出来。”
“天啊。”考尔说。
“那架钢琴和他一块儿烧了，”狄拉德说，“教堂的人气坏了。他们说如果他打算把自己烧死，至少应该把钢琴弄到门外来。从那以后，他们就用提琴伴奏唱圣诗。”
考尔走过去，站在酒吧的遗址旁。那里除了灰暗的余烬与烧焦的木头，一无所有。
“她走了之后，万茨受不了。”狄拉德说，“他在她的房间里坐了一个月，后来就把它烧了。”
“谁？”考尔看着废墟问道。
“那个女人。”狄拉德低声说，“那个女人，他们说他忘不掉那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