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太皇太后政事明决，能力太强，而哲宗皇帝生性鲁莽、思谋简单，这八年来他始终在祖母的阴影下做着皇帝，每有大事，哲宗还没想出办法，太皇太后已经把事办完了；又或者皇帝想出的是一种办法，太皇太后处置事情却是另一个主意。这让年轻的皇帝极不满意。虽然哲宗自己也知道，他那些主意远不如祖母高明，但哲宗皇帝永远不会服气。这“不服气”，就是太皇太后的大罪。
三来，太皇太后出身勋戚之家，从小在仁宗皇帝和曹太后身边长大，对于宫廷礼仪、品德操守看得很重。偏偏哲宗皇帝是大宋立国一百三十年来第一号色中恶鬼！好色无厌，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太皇太后对皇帝这个癖好十分不满，处处打压管制，却不知对一个十来岁孩子性欲和私生活上的禁止，也会成为引发仇恨的根源。
第四，自从哲宗继位，太皇太后垂帘，外间一直有谣言。先说太皇太后当年想立自己的儿子昌王赵颢为皇帝；后来又说太皇太后不肯撤帘归政是要夺哲宗皇帝的权，自己来坐的天下！糟糕的是，哲宗皇帝完全相信了这些谣言。在他看来，老祖母其实早就变着法子要夺他的皇位——可惜未能得逞。
如此“老奸”，哲宗岂能容她？立刻要对已去世的太皇太后和她身后留下的亲人实施报复。
听说哲宗皇帝要声讨去世的太皇太后，神宗皇帝的遗孀向太后和哲宗的生母朱德妃都很惊讶，急忙来劝皇帝：“当年皇上年幼，太皇太后垂帘摄政，为国家做了多少事，如今皇上亲政，立刻就要问罪于太皇太后，还说什么‘垂帘之初，老奸擅国’，这是什么话！让天下人听了会怎么想！”
向太后和朱德妃来给太皇太后求情，哲宗皇帝觉得意外。在他想来，这些年太皇太后一手遮天，所有人都被这老婆子欺负了，所以人人都和他一样仇恨这个老婆子。现在向太后话问得很直，哲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太皇太后曾有拥立昌王之意。”
昌王赵颢是神宗皇帝的亲弟弟。当年神宗病重时赵颢曾经几次溜进宫里打听消息，确有可疑之处。然而太皇太后为此关闭宫门，不准赵颢入宫，这事向太后都知道，立刻就说：“当年先帝病重，昌王确曾入宫探病，是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关闭宫门，不准昌王进宫，这些我是亲眼所见。当年太皇太后为了拥立皇上，还叫内侍悄悄做了一件龙袍给皇帝贴身穿着，这件龙袍我还留在身边。”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件小小的黄褙子放在御案上。
这件孩子穿的小号龙袍，就是当年太皇太后为哲宗皇帝登基所做的准备。
说实话，九岁那年祖母给他穿上龙袍，这事哲宗皇帝早就忘了。如今一见此物，也想了起来，心里对祖母不能不感激。可要说为了这份感激就把这些年所受的气都忘了，又不肯。就不理向太后，转头问朱德妃：“母亲当年也曾被这老太婆欺负过吧？”
朱德妃叹了口气：“当年皇上还做皇子的时候，太皇太后就时时责备我，后来皇上登基为帝了，太皇太后仍然对我不苟言笑，动不动就说几句重话。那时候我心里难过。可现在回头一想，我本是个平常的妃子，天幸生了陛下，倘若我就此生了骄矜之心，作威作福，引诱陛下做坏事，岂不害了朝廷？所以太皇太后故意用重话说我，就是让我知道退避，莫生骄心。现在皇上问我有没有受过‘欺负’，让我怎么答呢？要是我趁此机会落井下石，在皇上面前说太皇太后不好，反而证明我天性邪恶，太皇太后当年管我管得对！”
哲宗皇帝一辈子谁的话也不听，但亲生母亲说的话他还是听的。于是太皇太后的地位以及高家上下几十口的性命暂时得以保全。
然而被太皇太后起用的诸多臣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皇帝在太皇太后弥留之际当面斥责宰相的事早就传了出去，朝廷中所有大臣都感到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天要变了。
这种时候，最机灵的人就能抢得先机。礼部侍郎杨畏第一个上札子请求哲宗“恢复神宗旧法”。
当今朝廷上，杨畏是个出奇的人物。此人早年追随王安石赞成新法；后来改投吕惠卿门下，咬过王安石；再跟着司马光混得风生水起；司马光一死杨畏又跟了宰相吕大防，见吕大防无党无私，觉得巴结不上，转身又投靠刘挚。后来太皇太后重用苏氏兄弟，杨畏见机行事，又给苏辙当打手，亲手打倒了宰相刘挚。如今朝廷风头一变，杨畏第一个跳出来要求恢复“神宗法度”，向皇帝推荐章惇、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安焘这几位神宗执政时的“三司系”名臣。尤其当年亲笔写下诏书给神宗过目、对哲宗皇帝有拥戴之功的章惇，更被排在推荐诸臣之首。
哲宗等的就是这么一道札子，立刻全盘应允，命“三司”人马速回朝廷，跟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苏轼这班“元祐旧臣”开战。
九月，礼部尚书苏轼第一个落马，被贬为定州知府。与此同时，“三司”大将李清臣第一个回到朝廷，立刻做了户部尚书，当殿攻击苏氏兄弟“改变先帝法度”，门下侍郎苏辙顿时成了出头的椽子，皇帝毫不客气，上来就找苏辙的毛病，幸亏宰相范纯仁替苏辙说话，略有缓和，但苏辙一日之间已失宠于朝堂。
这时的哲宗皇帝像他那些先辈一样，刚掌大权，觉得力量不足，立刻“抽车换子”，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早年被逐走的“三司”大将曾布调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几件人事安排，立刻把朝廷的大权揽了回来。
这一年，哲宗将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同时诏命章惇立刻回到朝廷。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朝，这是当年亲手写下诏书请神宗过目、拥戴哲宗登上皇位的大功臣，哲宗皇帝立刻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了当朝宰相。
自从元祐初年跟司马光闹僵被逐出朝廷，章惇已经消沉了很久，如今卷土重来，又得器重，立刻向皇帝举荐蔡卞、林希、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哲宗皇帝言听计从，早前被苏轼斥骂的张商英看到机会，立刻跳出来给章惇打头阵，猛攻苏轼、苏辙，皇帝也早想从这两个太皇太后的“亲信”入手狠狠收拾一帮可恶的大臣，立刻夺了苏辙的门下侍郎，贬为汝州知府；苏轼革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贬为左朝奉郎，出任英州知府。
张商英这个人不是吹牛，只要有人重用他，真有“呵佛骂祖”的能耐！当年苏轼看不惯他的小人嘴脸，让他滚蛋，如今怎么样？被这个小人打败了吧……
靠着“呵佛骂祖”的功劳，张商英就此爬了上去。先是奉承章惇，升为翰林学士，章惇倒台后张商英又巴结蔡京，升为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了，于是不甘居于人下，开始和蔡京争权，结果蔡京比张商英更狠，居然指控张商英是“元祐党人”！把张商英贬了个灰头土脸。哪知蔡京不久垮台，张商英竟以“元祐党人”身份出来执政，做了一轮宰相，死后又和司马光、范仲淹等人一起被朝廷表彰，追赠“太保”，谥“文忠”！
——都是奇迹。
最终，张商英这个人真就成了一个“奇迹”：喜欢“元祐更化”的人赞他，因为他是个“元祐党人”；推崇“王安石变法”的人也赞他，因为他又是个“三司系”出身；两方面都不喜欢的人还是赞他！因为张商英曾经跟奸相蔡京斗争过……
张商英的鬼魅人生，让人想起《聊斋志异》里一篇小故事：画皮。
至于最早被逐出朝廷的苏夫子，这时候心情还不错，因为毕竟皇帝给他做了个知府。英州府远在广南东路，岭南烟瘴之地，对现在的苏学士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美差，急忙拜谢启程。哪知才走不远，诏命又来：由左朝奉郎降为左承议郎，不得参与叙复考核。
——也就是说苏轼的官运到此为止，以后永远没有回到朝廷的机会了。
哲宗皇帝所用的一切手段都是旧招术，只是比他父亲神宗皇帝凶暴得多。大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代没见过这么凶狠、这么神经质的皇帝。好在太皇太后生病时哲宗嘴脸尽露，大臣们都知道这位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如今被贬了又贬，也只当成被疯狗追咬的兔子，除了拼命逃走，其他没有办法。苏学士也就一声不吭，急慌慌往英州赶路，希望早到英州，天涯海角，皇帝念他是老臣，人又老实，对他的打击能够轻一些。哪知刚走到当涂，诏命又来：“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乌台诗案”苏轼也曾一贬到底，当时把他贬到黄州，有些偏，但不算远，可见神宗皇帝对苏轼到底留了三分情面。如今哲宗皇帝把苏轼贬到惠州去了，这是岭南烟瘴之地，九死一生的所在，见了这道诏书，苏轼终于有些害怕了。
惠州一行知死难料，前面不知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苏轼只得在当涂停住脚步，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苏迨领着家人回宜兴，从此隐居黄土村，靠着早前买的田产过日子。幼子苏过今年二十三岁，为人有胆量有主意，可以跟随父亲去惠州。这些事都好办，只有朝云，苏学士不知道她的意思，特来询问。
苏轼来的时候朝云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见苏轼进来就问：“大人有事？”
苏轼也看见**放的两个小包袱，知道自己来问的话多余。可是这话不得不问：“明天我就去岭南了，不知你有什么安排？”
听苏轼问这怪话，朝云白他一眼：“大人觉得我有什么安排？”
朝云这话让人无法回答，苏轼只得说：“岭南不比别处，地方很苦，不如先去宜兴，等这事过了……”
苏学士说话总是这么糊涂，朝云气得狠狠瞪他一眼：“大人在京城做大官的时候要说不要我了，让我回宜兴，我就去了，现在说这话倒没意思。再说，我是追随大人左右，不是去什么‘岭南’，这是两码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谁写的？难道大人的诗只是写给别人，自己却不信？”
朝云几句话把苏学士问得无言以对。见他还不走，就过来推他：“明天要赶远路，早点歇着去。”
朝云的心意怎样，苏轼哪能不明白？只是这些没用的话不问不行。现在问过了，得的回答和估计的一样，苏轼没办法，轻轻叹一口气，只得退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