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九年是个动**的年份，整个朝廷天翻地覆。先是吕惠卿、章惇被逐出朝廷，接着缺乏能力的宰相韩绛请求去职。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又遭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任江宁知府。其后不久，在王安石、吕惠卿这场恶斗中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御史中丞邓绾因为左右骑墙、往来陷害，被神宗看破嘴脸，罢去御史中丞，外放为虢州知府。
在这场恐怖的政治混战中，“三司系”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惇先后落马，王安石也彻底失势，早已四分五裂的“三司系”更加人才凋零不堪使用。为了填补朝廷的真空，神宗只得任命两位旧臣王珪、吴充为宰相，早前被吕惠卿陷害的冯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时提拔出身“三司系”的蔡确为知谏院，去年被邓绾咬败的章惇也被招回，仍然担任三司使。于是“三司系”和旧臣各掌一半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态势。只是台谏之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三司系”手里，神宗皇帝心里也仍然宠幸新贵，不信旧臣。
也在此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已经渐渐瓦解的“三司系”新贵们和刚刚坐上宰相之位的王珪勾结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朋党。
“政治”就像一条有生命的毒虫，不但能绞杀，会撕咬，而且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能迅速进化。比如王珪，这本是个极有才学的人，仁宗、英宗两朝做过直集贤院、翰林学士，担任过知制诰，是个不折不扣的“旧臣”。可王珪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谁势力强就依附谁，所以不论朝廷发生什么样的动**，王珪从来不受冲击，真正是一个“不倒翁儿”。
其实“不倒翁”也不好做。王珪是前朝旧臣，被“三司系”猜忌；这人又无耻，被旧臣们讨厌，在朝中十分孤立。如今“三司系”首脑尽罢，骨干已失，空前衰弱，于是名声不佳孤立无援的宰相和力量渐失不能独立的“三司系”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势力。
——这股可怕的新势力，对朝局造成的改变无法估量。
以前“三司系”和旧臣系的争斗全围绕“变法”而起，虽然无聊，至少有个名堂，争斗的各方也有个立场。可王珪与蔡确、李定、张璪这些“三司系”旧人合成的新势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抱成一团只为了占据权位，仅此而已。
为了理想而搏斗，虽然残酷，至少还算“高尚”吧。可为权力而互相斗争，就只能称为“卑鄙”了。
此时神宗皇帝在位九年了，在他的治下，朝廷的党争已经从“变法”之争恶化到纯粹的私利斗争，大宋王朝正从内部日益腐烂，这个国家在无形中又向 “亡国”的恐怖断崖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可怕的变化神宗皇帝似乎没注意到，就连仍然留在朝廷的几位“旧臣”也没发现端倪。现在，和王珪并肩而立的宰相吴充正想办法劝说皇帝招回旧臣，改变朝局。
吴充是仁宗景祐五年进士，此人老实厚道，办事能力并不出众，早年担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又外放做过知府。在英宗朝也只做了个盐铁副使。到了神宗朝，吴充却意外地升了知制诰、知谏院，又做了翰林学士，再升枢密副使，究其原因，原来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然而吴充的官运到这里就停下来了。
当王安石施行变法的时候，大宋朝万众欢腾，吴充对自己这位亲家也寄予厚望，可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害民”弊病渐渐暴露；接着朝臣们遭遇一轮又一轮打击，德高望重的臣子纷纷被贬，御史台扫**一空，天下人对于“变法”的真正目的越发感到疑惧，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问题都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有关，吴充对王安石越发不满。可吴充是位老夫子，脾气不大，加之和王安石是亲戚，所以不肯激烈抨击。
因为吴充对王安石不满，使他的仕途停滞了好几年。也因为吴充这个“并不激烈”的态度，使他能够勉强留在朝堂，一直到王安石第二次下台——也就是彻底垮台的时候，神宗皇帝一时无人可用，就把吴充提起来做了宰相。
吴充虽然厚道，但他也有主意。眼看王安石罢相了，“三司系”几个重要头目都倒了，吴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朝局已经改变，“三司系”已经失宠，该是招回旧臣重振朝纲的时候了，于是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请求招回司马光、吕公著，重新起用苏轼、苏辙、陈襄、孙觉等一班旧臣。
吴充对朝局的考虑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却错了。
神宗皇帝想不想招回能臣重振朝纲？他当然希望如此。所以当年神宗皇帝在贬逐这些大臣的时候都留了情面，让他们到要紧的地方担任州府官员，时常还给些升迁，目的就是笼络他们，为后面的重新起用打好伏笔。可眼下王安石倒了，“三司系”散了，神宗皇帝能不能立刻把这些旧臣招回来呢？又难……
当年神宗皇帝扶植王安石和“三司系”打倒旧臣的时候，他的想法比较简单：先把朝廷的权柄从旧臣手中夺到皇帝手里，同时借王安石之手推行新法，待新法大局已定，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官员们可用的则用，不可用则废。到那时，朝廷上的空缺可以用那些被贬到地方的能臣充任。于是皇帝权柄在握，变法基本完成，而朝廷仍然如仁宗、英宗时一样人才济济，皇帝再与这些能臣们一起把新法推行下去，完成继位之初定下的“富国强兵”的宏愿。
然而事与愿违，当皇帝借王安石之手打击旧臣的时候，“三司系”却无形中坐大了。等神宗觉得王安石讨厌，决定把他清除掉的时候，又无意中纵容了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最终，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吕惠卿和王安石一起打倒，结果是，曾经作为皇帝左右手的“三司系”从上层被彻底打散！
神宗皇帝上台后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变法”，所以新法的信誉与皇帝本人的威信是一体的，如今“三司系”从上层被打散，《青苗法》、《市易法》、《手实法》先后失败，新法信誉丧失殆尽，新法没信誉，皇帝怎么能有威信？皇帝没能建立足够的威信，他又怎能服众？
——招回旧臣，皇帝威信受损；维持现状，朝中无人可用！神宗皇帝陷入了两难。
现在宰相吴充公开建议招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这等于是在皇帝背后又推了一把。可神宗皇帝满心顾虑，根本不敢往前迈步儿，再被人从后头一推，顿时一个踉跄，连站都站不稳了！
进退两难之际，神宗越发焦虑，甚而有些懊恼了。
神宗皇帝心里的烦恼吴充猜不出来，另一位宰相王珪却猜透了。
朝堂上自古就有两种大臣，一种是“办事”的，一种是“办人”的。吴充是个“办事”的宰相，王珪却是个“办人”的宰相。看出皇帝对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人的请求十分反感，忙在旁奏道：“自从河湟一战朝廷夺了青唐之地，设立熙河路，对西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西贼腹背受敌，寝食难安。如今西夏大将青宜结鬼章率军数万进逼洮州、岷州一带，与朝廷争夺河湟之地，当地部落也有人叛变从贼。此事不可小视，请陛下早做定夺。”
王珪一句话，把正在讨论的“人事任命”扔出十万八千里去。神宗也正想丢开这个话题，就故意不理吴充，只问王珪：“依卿之见该如何御敌？”
王珪忙说：“臣以为河湟战事拖延数年不能决胜，原因是兵将不能统一调动，臣请陛下派心腹之臣到熙河路直接指挥各路军马，或可收到奇效。”
宋军攻取河湟之地，建立熙河路，西夏方面极为惶恐。然而宋军虽然夺了河湟，却因为部队缺少骑兵，多以重装步兵为主，没有长途奔袭之能，攻不能直取西夏腹地，守则犄角突出，不断与西夏军摩擦。而神宗皇帝又和真宗、仁宗、英宗一样，对将领极不放心，不肯放权，结果宋军几员猛将只能各自在有限的地区内作战，不能合力进退。西夏却仗着快马长枪来往如飞，时时杀进河湟地区，如此一来宋军表面占据主动，其实与西夏完全是个“平手”态势，反复拉锯在所难免，导致河湟一带连年战祸。加之当地羌人游牧部落朝秦暮楚，谁胜了就追随谁，谁败了就背弃谁，如此一来乱局更难收拾。
现在王珪献了一计，让皇帝派“心腹之臣”到边境去，其实是请皇帝派太监到地方监军。
太监做监军，这种事在唐末很常见。并不因为太监们会打仗，而是皇帝实在不信将领，就派身边人去盯着，所谓“统一调动”其实是“逐一监视”的意思。
王珪说的主意对前线战事毫无益处，只是奉迎皇帝心思罢了。听了这话神宗觉得有理，点头道：“朕想想罢。”
很快，神宗皇帝下诏，命内侍押班李宪前往西夏边境节制各军。
就在边境重燃战火的时候，苏轼密州三年任满，回京等待任命。与此同时，苏轼的弟弟齐州掌书记苏辙也带着一家老小回京，兄弟二人都在京师东门外范镇的府里借住。
要论从政的能力，苏辙其实比兄长还强。此人性格刚毅果断，头脑冷静清晰，平时少言寡语，从不因为说话而得罪人。可以说苏轼身上的毛病苏辙全都没有，苏轼不具备的从政经验和办事能力苏辙全都具备。
苏辙天生是个从政的材料，按说他的仕途应该比兄长更顺利才对。可天下事都有“运气”，苏轼嘴快心急，全无城府，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跳出来和当权者争辩，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都以为他是旧臣“首脑智囊”。就因为这个虚名，苏轼一边被“三司系”仇视，一边被皇帝看重，先做了祠部尚书直史馆，又放一任杭州通判，再升密州知府，已经是个显赫的大人物了。苏辙却一直得不着重用，到今天才做个“齐州掌书记”的小官儿。这又引出另一个麻烦：苏辙子女众多。此时共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几年后又生一女，十个孩子都靠他这点儿俸禄养活，一家人吃糠咽菜，体无完衣，落魄得很。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名无实”总比“有实无名”管用得多。到哪儿说理去？
至于苏家兄弟借住的这家主人范镇，也是一位老前辈。
当年王安石扫**御史台，朝臣都认为王安石处事不公，当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的范镇和司马光想把有胆量、能辩论的苏轼推进御史台，顿时引发“三司系”大将谢景温的不满，布局陷害苏轼，范镇拼着职位不要，上奏为苏轼辩白，结果真就罢了翰林学士一职，回家赋闲。
此时的范镇年过七旬，但雄心尚存，对朝局也没有绝望。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倒台，连章惇、邓绾这些人都被罢出朝廷，范镇觉得国家大事有转机了，见苏轼兄弟二人同时进京更是高兴：“陛下虽然用人有误，变法太急，毕竟是圣明之主，对旧臣虽不能用，仍能礼贤下士。子瞻、子由都已磨练成才，该为国家多做点事了。”
苏轼这些年在外头做官，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回朝廷辅佐皇帝。然而苏学士心里还有一个想法：“要说为国尽力，我的本事有限，真正能把事办好的只有在洛阳闭门写书的司马君实。”说着自己又皱起眉头，“司马光对朝局一言不发，只知道闭门写他的书，若说真的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我不信！可他为何如此沉寂？”
司马光是神宗皇帝极信任的大臣。但他知道皇帝对朝局有一套精妙严厉的安排，要贬人，要打人，要有很多变动。当皇帝下定这种决心的时候，司马光说的话不会起作用，反而可能得罪皇帝，失去信任。所以司马光选择了韬晦之术，在洛阳盖了个小小的庭院，取名“独乐园”，瓦房一间，取名“读书堂”， 平时连大门都不出，日夜著书不止，写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
自古凡精通韬晦之人，不管是英雄还是枭雄，是忠臣还是奸臣，必是城府极深而能力极强的。司马光就是这么一位有城府的忠臣。他的心思苏辙明白，苏轼不明白。
现在苏轼说了这糊涂话，苏辙在旁无话可说，范镇却说：“子瞻言之有理，司马君实韬晦数载，如今王安石、吕惠卿一齐落马，此公或许该出山了……”
在政事上苏辙是一把好手，比他哥哥强多了。听范镇要劝司马光出山，忙说：“老先生不要急，司马大人著书尚未完成，不如再等一年，看看他那里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