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里回来，王安石立刻命人去请吕惠卿，商量对付曾布的事。自己坐在厅里刚喝了碗茶，儿子王雱走了进来，脸上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在父亲身边垂手而立。王安石瞟了他一眼，黑着脸坐着，也不吱声。
王雱字元泽，是王安石膝下独子，这年二十八岁。这孩子从小是个神童，三岁读《五经》，七岁能作文，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做了官。别看年纪不大，王雱已经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不但精通儒学典籍，而且深通佛法，能解道家精义，随手写出两部书，一名《老子训传》，一为《佛书义解》，读者无不惊愕。王安石受神宗重托主持变法以后，时任三司条例司检详官的曾布就把王雱写的两部书捧给神宗皇帝看，神宗一见惊为奇才，立刻破格提拔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二十来岁就成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王安石膝下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又这么争气，心底对王雱爱如珍宝。可这位“拗相公”也有意思，心里越热脸上越冷，平时在儿子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王雱对父亲也是又敬又畏，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今天王雱有事想和父亲谈，可是满心惶恐，肚里有话说不出，只能等着父亲先问他话。王安石一向不会表达感情，在儿子面前没有话说，父子二人就这么一坐一立冷面相对了好半天，王雱实在忍不住了：“陛下招父亲进宫有何事？”
一谈政事，王安石就成了宰相，和王雱这个太子中允倒有话说了：“三司使曾布上札子责备‘市易务’垄断市场，收取重息，弹劾吕嘉问好大喜功虚报利润、‘市易务’官员敛财自肥，陛下很不高兴，把我责备一顿，已经派人去查‘市易务’了。”
王雱小心翼翼地问：“陛下是派曾布去查‘市易务’吗？”
神宗皇帝一向全力支持变法，这次却派曾布这个反对《市易法》的人查问“市易务”，此事大出王安石意料之外，想不到王雱竟能猜中，王安石顿时沉下脸来：“你怎么知道的？”
“三司”出身的曾布不支持《市易法》，王安石这个高高在上的宰相不知道，王雱每天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早知道了。神宗皇帝派曾布去查“市易务”、故意拆《市易法》的台，王雱也不惊讶，以他的聪明，甚至已经猜到了下一个变数：“陛下既命曾布去查吕嘉问的事，父亲是顺着皇帝的意，还是逆了……”说到这里偷看父亲一眼，没敢再说下去。
王安石瞟了儿子一眼：“我已在陛;——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王安石逆了龙鳞。
神宗皇帝借题发挥阻挠《市易法》王雱不觉得惊讶，老父亲倔头倔脑去逆龙鳞，也在意料之中。父亲的脾气比石头还硬，从来不听人劝，可孔夫子说过：“事父母几谏，谏而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意思是说父亲做了不理智的事，做儿子的必须能劝、敢劝，劝不听还要再劝，这是做儿子的本分。今天王雱就是来尽这个本分的：“既然陛下已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的事，父亲何苦又举荐吕惠卿？”
“这是什么话！曾布对《市易法》有偏见，任他去查，难免罗织罪名，把事情搅坏了。我在陛
其实王安石让吕惠卿插手对“市易务”的调查是有私心的。正因为知道自己动了这个私心，才会有这一句反问，这就叫做“自欺欺人”。
王安石的一张黑脸好不吓人，王雱不敢顶撞，忙笑着说：“我不是说父亲有私心，只是觉得吕惠卿暴躁，万一查办‘市易务’的时候和曾布有分歧，闹到陛sp;王雱话里的意思王安石却没体会出来，冷冷地说：“有分歧就对了！若无分歧，我举荐吕惠卿干什么？《市易法》刚推出，就算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慢慢修改，这时候出来弹劾，是要让新法夭折的意思吗？别人反对新法就算了，曾布是变法出身，他来反对《市易法》就是给天下人落了口实！那些昏庸保守的老臣们没事还要闹事，现在有这个口实，他们还不把天翻过来？”越说越气，忍不住叹了口气，“曾布这个人不能用了。”
以王安石的脾气肯定容不得曾布，可王雱担心的正在于此。先顺着父亲的话责备曾布：“老子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曾布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是糊涂！”说完这句空话，看着王安石脸色稍和，这才又说，“父亲为了变法不惜代价、一往无前，这几年制订了多项新法，到今天《市易法》推出，能不能算是大局已定了？”
王雱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王安石必然多心，可自己儿子说出这话来，王安石却没多想，只是缓缓点头：“变法分两步，一是富国，二是强兵。到今天富国的新法推行得差不多了。器监法》、《将兵法》，一两年内都将陆续推出。”
熙丰变法分两步走，先求“富国”，再促“强兵”。王安石这样做原因很清楚。因为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急需用钱，神宗皇帝求治心切，也要立刻看到变法的成效，所以敛财为先就成了无奈之举。至于“强兵”，因为太祖、太宗对军中将领设防再三，定下了不少约束军旅的法条，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武将缺乏进取之心，士卒训练不够精熟。要强化军力，必须重新协调皇帝与将领、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可皇帝多疑，对将领不放心，在这上头变法容易犯忌讳，所以王安石把最容易被皇帝误会的《将兵法》放在后头了。
——在这上头，王安石犯了“幼稚病”。
王安石以为皇帝猜忌武将，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所有大臣都不信任——其中就包括他这个宰相。所以神宗只让王安石负责“敛财”，至于“强兵”，皇帝是准备自己去做的。
《市易法》推出以后，变法的“敛财”部分告一段落，王安石这个宰相已经没什么用了。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心里打什么算盘王安石猜不透，聪明的王雱却隐约感觉到了。在王雱看来，父亲心中这些深远的谋略全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赔着笑脸儿问：“父亲主持朝政四年，诸法得以推行，但要彻底施行，恐怕还得五六年吧？”
王雱这话听着有些幼稚，王安石摆摆手：“制订法条容易，贯彻到底最难！起码十年功夫，就算二十年也不奇怪。”
听父亲说出“二十年”三个字来，王雱知道劝人的机会来了，鼓起勇气在父亲耳边低声说：“把新法推行到底要二十年，父亲是不是也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听了这话王安石大吃一惊，猛地抬起头来。
“二十年宰相”，这在大宋朝廷是不可能的事！
宋朝皇帝不信臣子，官员全是“水磨盘”，“骨碌碌”地轮换不停，宰相之位更是如此。当年魏公韩琦做了九年宰相，那还是因为他先后服侍了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其中仁宗一朝韩琦仅做了三年宰相，英宗一朝因为“撤帘”之功被皇帝格外赏识，这才又做了五年宰相。到神宗继位，只一年就罢了韩琦，从此韩琦别说再登相位，连回朝廷任职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安石在神宗熙宁二年出山，做了一年副相、三年宰相，加起来一共四年，已经不短了。若说从熙宁五年起再做二十年太平宰相，王安石又没发疯，哪敢动这个疯念头？
想到这儿王安石隐约明白了王雱话里的意思：这是劝他急流勇退，给自己安排一条后路。
王安石是个刚毅果断一往无前的人，脾气又拗，除了亲儿子，世上没人敢拿这话劝他。肯在父亲面前说出这句话来，也是王雱的一片孝心。王安石看出儿子孝顺，心里一热，忍不住把王雱多看了两眼，嘴边露出一丝笑意：“能想到此节，可见你懂事了。但我的心与旁人不同，别人做官是谋俸禄，我做官是给圣天子卖命，自从答应陛下主持变法，我这条命就卖给陛下了，这些年受了无数挫折，可我问心无愧，也不后悔，以后的事不容我多想，只要皇上还肯用我，我就死心踏地为天下人卖命。”
王安石是个至诚君子，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可惜王安石又犯了错：他以为“圣天子”和“百姓”是一回事，为皇帝卖命就是为百姓卖命，哪知道“皇帝”和“百姓”其实是两码事，王安石只有一条命，不可能同时卖给两家儿。
——其实后人看得明白，王安石这条命只卖给“皇帝”一个人了，“天下百姓”从他这儿并没得到多少好处。
父亲把一条命卖给何人？王雱并没多想。见父亲没完全听懂自己的话，只得又说：“父亲既然把命卖给了皇帝，就该明白圣上的心思。既然圣上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父亲奉旨就是了，何苦再推荐吕惠卿？反正父亲也不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王雱这话说得有些露骨，王安石这才听明白了：“你是说陛下命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
今天的王雱胆子格外大，话也说得格外直：“这四年来陛下对变法一事从来全力支持，为此不惜逐走几十位大臣，今天却因为一个札子就要查问‘市易务’，我觉得陛下似乎已有了‘停止订立新法’的打算，干脆依着陛下，就让曾布去查‘市易务’，要是查出吕嘉问等人有过失，任凭陛下处置。倘若陛下停了《市易法》，父亲就可趁机请求外放，把政事交给韩绛、曾布二人。父亲这几年也辛苦了，该歇歇了。”
王雱这些话是一剂良药，若王安石肯照方子服药，下场必然不同。
可惜王安石是个“拗相公”，这剂苦口良药他吞不下去，心里已经恼火起来。总算念在儿子一片孝心，没发脾气，皱着眉头把手一摆，王雱赶紧缩着头走开了。
王安石一辈子都在这个“拗”字上头。若不是这么拗，变法四年的种种艰难困苦他根本撑不下来。可也因为他是这么拗，该转身时不肯转身，弄到最后，下场惨淡。
赶走了王雱，王安石在府里专候吕惠卿。片刻功夫，翰林学士吕惠卿已经到了。
吕惠卿字吉甫，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和苏轼、张璪是同年，但他和苏轼没交情，跟张璪倒是熟得很。
吕惠卿颇有才学，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是“三司系”拔尖儿的人物。凡新法推出都有吕惠卿从中出主意，就连递给皇帝的札子也多由吕惠卿执笔，写完交给王安石看过后定稿上奏。吕惠卿又有辩才，早年新法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力排众议，朝堂上辩论起来真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于是在“三司系”稳居第三把交椅，名望仅在王安石、韩绛之后。
自从得到王安石青睐，吕惠卿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如今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和苏轼这帮运气不好的“同年”有天壤之别。吕惠卿知道自己的身家皆为王安石所赐，对这位宰相跟得极紧，处处替王安石打先锋，时人戏称王安石为“孔子”，称吕惠卿是“颜回”，以示两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吕惠卿已经知道三司使曾布弹劾“市易务”、要拆王安石的台，义愤填膺，见了王安石张口就说：“自从新法推出以来，我等同舟共济，一心要把变法推行到底，哪知竟出了曾子宣这样的人！大人举荐他做三司使，此人倒来挑《市易法》的毛病，我看背后恐怕还有主使！大人绝不能容他，务必揪出幕后主谋才罢！”
吕惠卿对曾布如此愤恨，一半是因为曾布反对《市易法》，令出身于“三司系”的吕惠卿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另一半则因为曾布在“三司系”中的地位本来不及吕惠卿，只因此人有理财的本事，就被王安石举荐为三司使，职位上压过了吕惠卿这个翰林学士。虽然王安石重用曾布是量才使用，吕惠卿却不能不嫉妒。
吕惠卿这两件心思王安石只能猜到一件：“曾布弹劾‘市易务’或许是有他的想法，若说此人大奸大恶，我倒不信……”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吕惠卿已经叫了起来：“大人忘了曾布还有个兄长吗？”
吕惠卿这一问很有意思，原来曾布是原任集贤校理曾巩的弟弟。
曾巩是欧阳修的及门弟子，与吕惠卿、苏轼、苏辙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且与二苏一起被认为是同科中最有才华的三位。熙宁二年曾巩因为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贬到越州做通判去了。但曾巩、曾布两兄弟政见截然不同，曾布一心追随王安石变法，是“三司”的重要骨干。
王安石人格高尚，公正无私，从不徇私情搞株连，当年为了变法与老朋友韩维闹翻，韩维的哥哥韩绛照样在三司条例司主事，既未被牵扯，也不因此怨恨王安石。同样，曾巩被贬后曾布照样兢兢业业推行新法，对王安石毫无怨言。现在吕惠卿提起此事，王安石两手一摊：“我做事一向论公不论私，曾布也是正人君子，吉甫别把事情想歪了。”
吕惠卿忙说：“不是我把曾子宣想歪了。大人想想，曾布是新法的制订者之一，就算天下人都跳出来反对新法，他曾子宣也不能反对！可第一个上札子反对《市易法》的偏就是他，这是巧合吗？我看曾布背后必有人主使，这个主使者也不一定就是曾巩，或者还有别人……”
吕惠卿言之凿凿，王安石也有点疑惑：“你说是谁？”
吕惠卿凑到王安石耳边压低了声音：“大人还记得当年上奏请求停止《青苗法》的陈襄吗？另有一个知审官院孙觉，大人也还记得吧？”
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推出《青苗法》，时任御史知杂事陈襄极为不满，一连上了五道札子请求停止推行《青苗法》，因此被贬为陈州知府。至于孙觉，为了反对《青苗法》竟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说韩琦要“清君侧”！随即被贬。这些人王安石当然记得：“难道陈襄、孙觉是幕后主使？”
吕惠卿摇摇头：“看来大人真不知道，陈襄眼下任杭州知府，孙觉任湖州知府，相隔不过一百里，两人过从甚密，书信不绝。加上杭州府又有个判官苏轼，数月之内几次来往杭州、湖州，串通不止，似有密谋。”抬头看了一眼，见王安石脸上有了些惊疑之色，这才又说，“这些反对新法的‘老家伙’虽然被皇上贬了，可他们的心没死，表面看着水波不兴，其实私下底早就勾搭一气了。大人光明磊落，不防这些小人，将来只怕要遭算计！”
陈襄、孙觉、苏轼，这三个人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对朝政的看法也不同。至于说三人凑在一处，也是苏轼先被皇帝放到杭州做通判，陈襄后来才到，孙觉到湖州又是另一回事。哪知吕惠卿三言两语竟然凭空造出一个“三人帮”来！对吕惠卿这种职业政客来说，对政敌的警惕、对党争的敏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乎神经质的过激反应，大概是他们天生的本事。
可王安石并不是“政客”——他这种人应该叫“实干家”，所以在这种事上王介甫的反应特别迟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到底说了句：“不会吧，孙觉、陈襄都是君子……”
吕惠卿只是把一个风儿吹到王安石耳朵里，就算王安石不信，听了这些话心里总有这个印象，吕惠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即换个话题：“去年圣上派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到两浙安抚百姓，现在沈括已经回来，有些消息要报知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