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赶上时运，得不到宠信
神宗皇帝罢免知制诰，扫**御史台，满朝臣子束手无策，噤若寒蝉，但一轮打击过后朝堂上却空出不少位子来，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宋敏求担任过的中书舍人一职。于是神宗命重臣举荐才俊充任中书舍人。枢密副使冯京第一个上奏，举荐了三名年轻臣子：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国子监直讲刘攽，集贤校理曾巩。
接了冯京的举荐，皇帝觉得举荐三人中以苏轼最适合担任中书舍人，但有些拿不定主意，就把札子交给王安石，问他：“宰相以为这三人可用吗？”
看了冯京的举荐，王安石暗暗皱眉。半天才说：“中书舍人是陛下心腹之臣，要用老成有能力的人。集贤校理曾巩颇有才学，文章天下知名，但此人脾气固执，不识时务，不适合做中书舍人。”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文章天下知名，与苏轼、苏辙、王安石不分伯仲。可曾巩的政治见解与欧阳修、富弼等人相似，对“新法”多有抵触，这个人王安石是不肯用的。
其实神宗也知道曾巩不适合做中书舍人。就问：“刘攽如何？”
王安石又摇头：“刘攽才学极高，尤其精通史学，可这人身上有个很坏的毛病：不论时间、不分场合，见人就开玩笑，上蹿下跳像个不长毛的猴子，朝廷大臣一多半被他取了外号儿，这么个不踏实的人在陛下身边不但不妥当，也很不得体。”
刘攽本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他这个爱开玩笑的毛病是真的，王安石说得是实话。
冯京送来的三名人选，神宗真正中意的其实是苏轼。现在王安石把两个人都否了，神宗才问：“苏轼如何？”
皇帝先问曾巩、刘攽，最后才问苏轼，分明是要用苏轼的意思。因为下头报上来的只此三人，若都否了，显得王安石太霸道。可在这三个人中，安石最瞧不上的倒是苏轼，忙向上奏道：“苏轼才学过人，仁宗朝以制科超等拔擢，天下人都以为这是个英才。然而臣对此人注意过很久，觉得苏轼只会空谈，不办实事，根本没有做大臣的能力。以他的本事，最多当个府判官，中书舍人非其所能！”
想不到王安石真把这三位大臣都给否了，神宗心里有点儿不痛快，皱着眉头问：“如此说来三人都不能用？”
王安石也知道三位大才子被他一笔勾销显得太霸道了。好在“拗相公”有急智，立刻奏道：“臣以为曾巩的弟弟曾布才学不在乃兄之下，可以出任中书舍人一职。”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然而这个人的政治主张与其兄相反，早在“三司条例司”成立之初就是王安石最亲信的手下，议定新法的时候出力很多。王安石推荐曾布，表面似乎与曾巩有些关系，其实曾家两兄弟毫无瓜葛，王安石等于在任用私人。
早在起用王安石的时候神宗就拿定主意，前头几年的“变法”大事尽可以让王安石去做，至于后头的变局，神宗自有安排。如今王安石要用亲信充任中书舍人，神宗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一直在开封府做推官的苏子瞻与中书舍人一职失之交臂。
苏学士的才华实在出众，可惜官运似乎不旺，以前因为“浮躁”被韩琦轻视，现在又因为政见不同被王安石龃龉，后头几年的仕途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朝廷的变法还在步步深入，就在这一年，《农田水利法》推出，鼓励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此法与早前的《青苗法》相互衔接，规定兴修水利的乡民可以借国家的“青苗”贷款雇佣人手修筑水利设施，此法一出百姓们十分欢喜，朝野上下因为《青苗法》强行推广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然而到了熙宁三年，《保甲法》也推出来了。
《保甲法》规定乡民每十家编成一保，每二丁取一人，授以弓箭，教习战阵，希望在发生战争时这些乡民能立刻成军，保卫家园，初衷甚好。可惜实行起来又出了问题。
乡民编为保甲，每两个壮丁抽出一人参加训练，可朝廷本身没钱，虽然抽了壮丁，却不发给盔甲兵器，连弓箭都让壮丁自己去买。一张最软最次的弓卖一千五百钱，一支箭六十钱，壮丁们本来就不愿意受这个训，当然也不肯掏这个钱，只买破弓烂箭，这些破烂兵器战场上哪里能用？朝廷虽然派人训练壮丁，地方上却胡乱应付，一开始每五天集中训练一次，被抽出来的乡民胡乱凑合，教练的人也不当回事，后来五天一训维持不下去，改成十天一训，乡下人穿着棉袍麻鞋拿着歪弓残箭胡乱闹腾一天各自散去，什么军阵？什么战术？提都不要提！
《保甲法》还引出另一个麻烦：大宋开国时强敌环伺，其版图规模不及前朝，可耕的土地也少，至今承平百年，人口已达一亿，人多地少，不少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以前朝廷有个办法，就是把这些流民招募为兵，不为打仗，只是赏给他们一口饭吃，免得这些人沦为盗贼。现在《保甲法》推出，朝廷不再招募流民参军，这些没田没地没手艺的流浪汉连最后的活路也断了，只得落草为寇，明抢明夺，拿自己的命换一口吃的。
《保甲法》刚一实施，乡下就乱了，可朝廷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一切变法仍在强力推行。
朝廷里的诸多事变与苏学士无关，这时候他正呆在开封府里处置各项杂事，从早忙到晚，手酸眼花腰疼，回到家吃个饭，哄哄宝贝儿子，和二十七娘说几句闲话儿，稀里糊涂把个熙宁三年混过去了。
眼看到了年底，春节将至，宫里发给开封府一件公事：向江南购买花灯，以供节日使用。
江南地方多有巧手匠人，扎制的花灯精致无比。早在真宗年间就有定例，每年向江南购买花灯装饰宫廷。如今变法不顺，物议纷纷，神宗有意粉饰太平，也想在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面前进孝，凑个热闹，就命开封府多买花灯，要把内廷装饰成花团锦簇，讨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高兴。
接了旨，开封府立刻下发文书，命杭州府工匠扎制特贡花灯四千盏，即刻运往京城以供上用，一应购制费用从优发给。
浙灯之美冠于天下，当地专有一批工匠每年指着扎制花灯赚钱养家。平时上用花灯一般只用两千盏，今年宫里要用四千盏，对工匠们来说真是个发财的机会。那些有名的匠作坊无不倾尽资本购买原料，不惜重金雇请工人，极尽巧思，赶工赶时，好歹把四千盏花灯扎制出来，仔细包裹装船，像护孩子一样看着守着按时送进京城，交到开封府手里。
花灯办妥，开封府松了口气，就上报三司度支郎中，请求拨发帑银收购花灯送内廷使用。三司接了文书准备拨下银两。但今年与往年不同，三司衙门上头又多了一个衙门，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于是拨帑银购买花灯的文书转到了三司条例司检详官吕惠卿手中。
看了这道文书吕惠卿暗吃一惊，哪想到单是购买花灯一项竟要花费国库银钱数十万贯！
眼下朝廷正在变法，一心要富国图强，可皇宫里的花销如此惊人，光买灯一项就花费这么大一笔款子！何况花灯不同别的东西，此物只供节日几天，用过就废，也就是说几十万贯铜钱只买一个热闹，不到一个月就全扔到水里去了！
想到这里，吕惠卿就上奏皇帝，请求对今年的花灯减价购买。
神宗皇帝十分英明，心里也有省钱的打算，看了吕惠卿递上的札子觉得有理，就下旨命开封府将这四千盏花灯“减价收买”。开封府接旨却犯了难：这些花灯是订制回来的，事先已经讲好了价格，现在忽然说要“减价”，怎么个减法呢？
花灯不同于米面布匹之类，这东西只在春节使用，节日一过就成了烂布废纸！而且制作花灯的成本运费也在这里摆着，减价收购工匠就赔了！他们当然不肯。这个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贩灯的人必然把花灯收回，自己拿到街上去卖，以求减免损失。这么一来内宫就没有花灯可用了。
皇命在前，开封府也无计可施，只好耍了个无赖，忽然下令将四千盏花灯全部封存起来，不准匠人领回私卖，只等着看上头拿出多少钱来，然后按钱数折价，强行收购这批花灯。
大宋朝与别的朝代不同，皇帝特别讲理，百官照顾商人，所以宋朝的商业不但比汉唐繁荣，甚至比其后的元、明、清三朝还要强得多。在这个官府颇讲诚信的朝代，像这样食言而肥、对市面商品强争强买的事例还从未听说过。那些贩卖花灯的匠人眼看血本无归，全都傻了眼，可扣留货物的是开封府，减价买灯的是皇上，几个草民到哪里去告状？只能每天跑到开封府来哭诉哀求。
官员的心是铁打的，一开始不理他们，后来见这帮人在衙门口哭得讨厌，就派了几个皂隶，一顿棍棒鞭子把这帮贱民赶跑完事。
开封府做这些事的时候推官苏子瞻就眼睁睁在旁边看着。
苏子瞻有一点与众不同，他的眼、口、心是连着长的，只要有不平事，他的眼看见、心想到，嘴里就要说，不说不行！回家立刻写了一道札子，请皇帝不要做这无耻抢夺的事。
苏子瞻说话一向强硬直率，给皇帝上札子也不头一回了，只不过凡他递上去的札子十去九不回，极少有人搭理。哪知这一次却不同，札子递上刚两日，诏命下达：命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进宫见驾。
皇帝回复如此之快，连苏轼自己都觉得意外，急忙飞奔进宫来见皇帝。
神宗皇帝正在延和殿批阅文书，见苏轼到了就放下笔，和颜悦色地问他：“卿上了一道札子，说朕减价收买浙灯一事不妥，此事朕不知内情，特叫你来问问。”
自从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其间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熬成了六品推官，可真正面对面向皇帝进言这还是第一次。真是诚惶诚恐，半天才说：“臣在开封府办事的时候听说陛下诏命购买花灯以供上用，花灯送到京师，却又下旨减价收买，臣听了实在不敢相信。陛下试想，花灯虽然华美，其实只是贱物，饥不能食冷不能盖，用过便抛弃了，那些以扎灯为业的匠人都是穷苦人，就指着过节扎几盏灯卖钱养家活口。今年宫里用的灯比往年多，这些人以为可以多赚些钱，不少人借债买来物料扎灯贩运，苦巴苦业，能赚几个钱呢？臣以为陛下乃生民父母，最应该体恤这些穷苦人，宫里买灯的时候不但不能减价，反而应该加价收购，让这些人多赚几个小钱儿，过年能多买几斤肉、多置一身棉衣，这些人必然感激涕零，天下人看了也会感念陛下的圣德。”
苏轼这些话倒真是为皇帝设想。神宗十分英明，一听就明白了。点头道：“你说得在理，朕对百姓应该多施仁政。可宫里买灯花费数十万，都是百姓赋税，朕也心疼……”
皇帝这个“心疼”其实牵强得很：难道下令今年采办花灯数量加倍的不是他吗？如今花钱太多觉得“心疼”的又是他，不肯照价付款、强令官府封存花灯的还是他！
——皇帝呀皇帝，你究竟要怎样？是不是天下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天下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你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