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学就学尧舜
宋神宗熙宁元年四月，经过神宗皇帝千呼万唤和满朝大臣苦苦等候，翰林学士王安石终于到了京师。神宗皇帝大喜，立刻将王安石唤进御内东门小殿。
片刻功夫，翰林学士王安石由内侍领上殿来，神宗皇帝抬头看去，只见王安石中等身材，生得方面高额，隆准细目，相貌温和，皮肤粗砺黝黑，脸上略有菜色，言语柔缓，从相貌上倒看不出传说中“拗相公”的固执脾气。再细看，王安石双眼熬得通红，虽强打精神，仍然难掩倦容，想来天降大任于斯人，巨大的压力下，王介甫这几个月难得睡个好觉。
《韩非子》告诉皇帝，君王治大臣有七术：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今天神宗皇帝打算试试《韩非子》书中这些驭臣下的权术到底灵不灵。
与王安石虽是初见，神宗皇帝却从韩维等心腹大臣嘴里听到不少关于王安石的故事，对这个人多少有些了解，如今一见，只觉此人坚毅冷静，沉稳务实，与印象中基本相符，知道与这样的人初次召对，不可急，不可缓。急则使人窘，缓则使人疑，于是收束神情，略作慈和之态，柔声问道：“朕继位不久便招卿入京问政，至今已有六七个月，卿在江宁，亦不甚远，为何来迟？”
神宗这一问软中有硬，正是韩非“驭臣七术”中的“挟知而问”，按现在的话说叫“明知故问”。只听这一句话，王安石就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心思细密，非同小可，心里有些紧张，沉吟片刻才答道：“陛下招臣进京，臣自然见诏即行。但途中屡有所思，每一深思难免耽搁数日，以至晚到了。”
王安石这个回答表面听来没有什么，其实话里带着摆架子的味道。神宗却不与他计较，微笑着问：“卿有何所思？”
大宋朝的皇帝重文治，偏儒缓，以前的仁宗皇帝就是这个脾气。王安石初次和神宗见面，先用言语试探，觉得神宗心思敏捷言语锐利，性格比祖父仁宗皇帝果断得多，这样的人能成大事，就大着胆子说：“臣想的是如何助陛下励精图治。”
王安石总算说到正题，神宗皇帝也兴奋起来：“卿以为治国以何为先？”
这是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一问若回答得好，立时能顶一千句话，若答不好，后面怕是要用一万句话来弥补错漏。
王安石是个拗相公，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同时王安石也是个细腻深沉的人，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这次陛见虽只片刻功夫，与神宗交谈也不过三言两语，王安石已经感觉到神宗年轻气盛，决断非凡，面对这样的皇帝，与其用缓，不如用急，与其用柔，不如用刚。
片刻之间王安石已经拿定主意，鼓足勇气抬头直面皇帝，稳稳答道：“臣以为治国以‘择术’为先。”
听了这句话，神宗皇帝心里一动，挺起腰板儿，双目炯炯，整个人都有了精神。
神宗皇帝赵顼博闻强识，读书破万卷，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部《韩非子》。而《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术治国”四个字。现在王安石说出“治国择术为先”的话，单就这一个平空而来的“术”字，已经让皇帝对王安石刮目相看了。
见皇帝忽然换了一副神气，王安石知道话说对了。这种时候反而不能急，不妨后发制人，且不开口，让皇帝先问。于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儿，平心静气等着皇帝动问。
果然，神宗皇帝又问王安石：“卿以为唐太宗如何？”
神宗这一问仍是“挟知而问”，他心里明明早有答案，故意来问王安石。若王安石的回答与皇帝心里的主张暗合，后面的话都好谈了。
在宋朝人眼里，煌煌大唐是离他们最近也最灿烂的盛世，而大唐的成就只在一个“贞观之治”，后来的唐高宗、武则天是不足道的，唐明皇先兴后衰，国家残破，是个败笔，然后是无可奈何的中唐，支离破碎的晚唐，灭亡之后又遗下一个五代十国的残破局面。眼下皇帝问起唐太宗，王安石本可对“贞观、开元”赞叹一番，借机把大宋百年盛世夸一夸，把当今皇帝捧一捧。但王安石知道神宗要听的不是吹捧，在这位英明君主面前遮掩毫无意义，弄险却有所得，干脆抬起头直截了当地说：“臣以为陛下励精图治，当以尧舜为榜样，唐太宗算得了什么？”
若说王安石“择术为先”四个字让神宗皇帝如逢知已，这“效法尧舜”却真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听起来如同一句废话。然而神宗皇帝聪明透顶，把“效法尧舜”四个字往深处一想，忽然有所领悟。顿时瞪大双眼问王安石：“何谓‘尧舜’之法？”
皇帝两眼放光，话也问得急切，分明听懂了王安石话里的意思，却在这里装糊涂，这又是“挟知而问”了！于是王安石不急不忙微笑答道：“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可惜如今的学子们都是些酒囊饭袋，竟不知其根本，反以为尧舜之道高不可攀，这就错了。”
简而不繁，要而不迂，易而不难……王安石这三句话总结得真好！
听到这儿，神宗皇帝也就彻底明白了。其实王安石要效仿的哪里是什么“尧舜之道”？因为尧舜二位圣王本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做了什么事，立了什么法，行的什么“道”？后人无从得知。王安石拿“尧舜”说事儿，其实是用“尧舜”这顶大帽子唬住天下人，把“尧舜之道”当成借口，以期摆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世立下的诸般“祖宗之法”，打破常规，嗣行变法。
借“圣王”之名办自家之事，高明！尤其“尧舜之道”四个字找得大，找得精，找得好！神宗皇帝力求变法，不用此人却用何人？
想通了这些，神宗皇帝忍不住双手一拍哈哈大笑：“卿这是给朕出难题啦！尧舜何等圣明，朕怎能和他们比？看来只有朕与卿君臣携手，一起尽力而为吧。”
王安石说“尧舜之道”是给皇帝出个题目，而神宗如此回答，显然是猜透了王介甫的谜题。至此，这对变法君臣之间已经有了默契，所谓心意相通，不言自明。神宗又问王安石：“朕听说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刘备身边有诸葛亮，这才成事。可魏征、诸葛亮都不是随时可有、随处可见的人物，朕也想得这样的贤才，该到何处去找？”
神宗问这些话，是让王安石放开手脚为朝廷选贤任能，这说明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已定。王安石心中大喜，嘴上却说：“只要陛下能如尧舜，朝中自有皋陶、后稷这样的贤臣来辅佐陛下。”
王安石在关键时刻却说了句虚话儿，其实又在给皇帝出题目。神宗略一沉吟立刻明白，故意说：“朕继位至今，并未见过像你介甫这样的贤才……”
神宗这话既把王安石捧了一把，同时也说明皇帝又一次猜出了王安石出的题目。
中国如此之大，学子如此之多，王安石在朝在野多年，识得贤才无数，让他举贤任能一点也不难。可王安石是个务实的人，既然皇帝有心任用他主持变法，王安石就要先看看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肯放多少权力给臣子。若信任极重，放权甚多，变法大业就好办，若信任无多，放权有限，王安石肯不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投入变法大业，还在两可之间。
王安石的意思神宗都明白，只是王介甫那里话还没说尽，所以对王安石的请求不置可否，先留个话题让王安石去说。
王安石知道这种时候务必说些直话，也就不与皇帝客气了：“陛下说朝廷没有贤臣，可臣却以为本朝文治无双，贤臣在所多有，然而陛下身边乏人可用，其实是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纵有皋陶、后稷这样的贤臣，也都被小人遮住，无法一展抱负。”
王安石所说的“贤臣”是指支持变法的能臣，“小人”指的是反对变法的庸臣，用这样的大帽子给朝臣定性，表面看来有些偏激，内里却是向皇帝要权的意思，因为有了权柄才有能力随意处置大臣，到了处置大臣的时候才需要认真给大臣们定性，“支持”者留用高升，“反对”者一脚踢开。
王安石屡屡要权，神宗却知道权柄是值钱货，不忙着交给王安石，故意淡淡地说：“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小人？就算尧舜之世，也有騹兜、三苗、共工和鲧这样的小人为患。”
王安石立刻答道：“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就在于圣王能辨明四凶而诛之！”
王安石说来说去，始终在向皇帝索要执政变法的专权。这个权柄就是：凡支持变法的臣子，王安石有权把他们定性为“贤臣”，凡反对变法的大臣，王安石可以把他们定性为“小人”。而王安石一旦为变法大业给臣子定了性，皇帝就要支持王安石，王安石说“贤臣”皇帝就赏，王安人骂“小人”皇帝就贬。
——《韩非子》有言：“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罚）德（赏）也。”所谓“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自然服服帖帖。现在王安石向皇帝讨要的正是至关重要的“二柄”！可神宗是个有大主意的人，知道“赏罚”之权不能随便交给大臣……
和大宋王朝历代皇帝一样，神宗皇帝英明仁慈，堪称贤君，只有一样，对权力看得极重，对臣子绝不放心。现在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事已定，真到了放权的时候，神宗却犹豫起来。
王安石看出神宗的意思，也明白神宗为何犹豫，话已说到这里，干脆不再客气，直端端地奏道：“臣来侍奉陛下，是因为陛下英明神武，大有作为。可惜天下风俗法度均已败坏，朝廷没有正直君子，只有庸碌败类。那些庸人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败类们守着利益不愿放手。一旦朝廷变法，败类必然一哄而起，庸人们也被蛊惑随声附和，群起鼓噪，变法大事就艰难了。陛下既然用臣，便当用人不疑才好。臣以为陛下应以尧舜正道击败天下的败类庸人，若想成事，必须掌权！陛下权重，则天人之人归陛下，败类庸人权重，则天下人归于败类。此为要害，万万不可姑息。”
王安石在这里絮絮叨叨，神宗双目微闭似听非听，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韩非子》书中有这样的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皇帝治国靠的是一个“法”字一个“术”字。法是什么？公之于众，天下遵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术是什么？藏于胸中，暗暗施展，悄没声儿地制服大臣。所以韩非子说得好：“法莫如显，术不欲见！”国家法律要弄得越显眼越好，人人知道，人人遵守，大张旗鼓大招大摇；治人之术嘛，悄悄琢磨，偷偷使用，一个暗箭射出去，大臣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这才显出皇帝手段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