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三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Gee Sanso）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〇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〇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一五九二年五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一五九四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三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四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
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觉十分高兴。
今天是“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的纪念。二十三年前，巴黎和平会议不顾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意志，向日本作绝大的屈伏，把山东问题交给日本支配。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开抗议的大会，作示威的游行。这一群学生整队走到东城赵家楼要见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曹汝霖关了大门，不肯见他们。他们打进门去，找不到曹汝霖，打伤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发动在北京，引起了全国的响应。全国学生罢课，全国的商人罢市，全国的公共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政府，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不准他们接受巴黎和约。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组织了监察队，把中国代表的住宅包围起来，整日整夜的监视着他们，不准他们出席去签字。
巴黎和约中国没有签字，留下了法律的根据，作为后来华盛顿会议和平解决山东问题的地步。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在中日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第廿三年，是我们对日本抗战的第五十八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吃紧关头。我们在这个日子纪念“五四”，当然不是要回想过去，是要借过去来比较现在，使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了解将来。
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一次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如何，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
第一，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告诉你们，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眼前的吃亏，败挫都只是暂时的，都不必忧虑。我在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的努力作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工业在短时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飞机，坦克车，军火的生产量现在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的发展。美国今年可以造成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以造成一千万吨的船。我昨天刚从Rocky Mountas飞回来，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美国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的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无可疑的。
第二，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毫不迟疑的说，我们必定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次大战的敌人和朋友，分的最清楚，和上次大战有根本的不同。一来是日本成了同盟国的公敌；二来是我们中国这五年来是一个主要的作战国家；三来是我们二十六个同盟国家从没有订立什么出卖别国主权利益的秘密条约；四来是我们的同盟国曾宣布接受罗斯福大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八条《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以后的世界和平总可以用这八条原则做蓝本。有了这四点大不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期望，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不但完全做到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并且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公道的，繁荣的，快乐的世界。
最后，第三，我们国家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经过这多年的抗战，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后我们的责任也就更重大了。
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所以罗斯福大总统四月廿八夜的广播词里曾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侵略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我们古代哲人本来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拿出这种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照一般人的计算，今天是中国抗战五周年的纪念。其实从“九一八”到今天，快满十一个整年了。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军队有过上海的抗战，长城的抗战，绥远的抗战。所以今天的纪念，是纪念我们五整年的全面抗战，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的国难，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多的抗战。
今天我只想简单的对全国同胞说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的长期抗战，是现代民族起来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长久的一段光荣历史。
第二，我们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斗，在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我们的抗战事业，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可以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第一，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国，是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开始；我们中国民族抵抗日本，苦战前后十年，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我们有两千年爱和平的习惯，我们又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新式的武器，我们当然没有抵抗一个头等海陆军强国的力量。所以从“九一八”到“七七”，我们足足忍了六年。我们的忍耐，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的忍耐。我们的抗战，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再忍时候的抗战。我们早知道，抗战开始以后，我们沿海沿江一带几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必须要受绝大的损失，绝大的牺牲的。我们早知道，那时候的国际局势是决不会有别的国家出来帮助我们打仗的。我们也早知道，我们的抗战，必定是很长期的苦战，也许是五年，十年的苦战。——这种种的困难，这种种的牺牲，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人民，都早知道，都早细细的想过。所以我们的抗战不是一时血气的打仗，是睁开了眼睛，忍了五六年才决定吃大苦，作绝大牺牲的长期抗战。我们的五年大战是目标最纯粹，旗帜最显明为国家争生命，为民族争人格的抵抗侵略的战争。
我们在这个大纪念日子，可以大胆的告诉全世界：“在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战争里，我们是第一个国家拿起枪杆子来，我们也必定是最后一个国家放下枪杆子去！”
第二，我们这十一年国难，五年全面战争的绝大努力，绝大牺牲，都不是白白的费掉了的，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
在国内方面，我们的最大成绩是国家政治力量的巩固。这是我们的敌人万万梦想不到的。十年之前，在“九一八”之后，我们的敌人向世界宣传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民只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力的。可是奇怪得很，敌人越打进来，这一大盘散沙团结的也越坚固，散沙好像变成了“水门汀”了，好像变成“钢骨水泥”了！十年的苦战，军事的失败，大块土地的沦陷，经济的大困难，都不曾摇动我们国家的统一，都只促进了，加强了，我们政治的团结，建设的努力，作战的勇气。这是我们在国内方面的最大成绩。
在国际的方面，我们的长期抗战觉醒了许多民族的和平迷梦，并且给了他们十年多的时间可以作一点抵抗侵略的准备。到了前年去年那几个强盗国家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全世界爱和平爱自由的民族更感觉到中国民族这许多年来竭力支撑东亚大战场真是绝大的功劳。我们抗战越长久，我们在国际上的重要也更明显。在前年法国倒塌下来之后，全世界只剩下英国和中国在欧亚大战场上苦斗了。在今天的世界大战里，事实上也只有华、苏、英、美四个大国在那儿苦战。我们国家的十年大努力、大牺牲，争到了这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的成绩。
第三，我们在这时候，必须要抱定信心，认清我们的抗战工作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必定可以做到世界新和平、新秩序的建立。
这几个月以来国内国外各大战场的消息都是很坏的，很可以叫人失望的。但是我们从大处看来，从世界战争的全部看来，这几个月的败挫，都不应该叫我们失望悲观。我们现在已不是单独作战了：我们现在有了二十七个同盟国，其中有三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强国，这三个大国英、美、苏俄和中国一样，平时都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等到他们“逼上梁山”，拿起枪杆来抵御强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都是不打到底不肯放手的。苏俄人民这一年的苦战，是全世界都惊叹佩服的。我们也决不可轻看那些生活程度高的英美国民的战斗能力！他们尝过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国家的幸福，所以他们的打仗真是为保护自由而战，为保卫文明而战，他们的精神和勇气是最可靠的。我们看英国空军（R.A.F.)的大成绩，就可以明白英美民族不是不能打仗的。
至于这三个国家的战时工业生产力量，这更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在这五六个月里，在美国东西南北，走了三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全国人民日夜努力生产，亲眼看见全国的平时工业在短时期里都改变了战时工业。现在飞机、坦克车、军火、船等等的生产量都赶过了最初的估计。
我们看了我们同盟国的生产力的可惊，战斗力的可靠，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说，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是必定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家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相信，我们得到了最后胜利之后，我们同盟国必定可以替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的，能持久的世界新秩序。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可以乐观的理由：一来呢，这二十八个同盟国里没有一个侵略国家。二来呢，我们这些同盟国一方面从没有订立什么分赃的秘密条约，一方面又都公开遵守《大西洋约章》（Atntic Charter）的八条大原则。三来呢，这一次大战的痛苦是普遍全世界的，所以世界人的觉悟比从前任何时代都更彻底。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在政府、在民间的领袖发表的言论，大都赞成将来美国同我们同盟各国用联合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安全和平。这种大觉悟的表示，可以使我们格外相信，我们胜利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这三层意见，我很诚恳的献给全国的同胞。
刚才陈先生所说的介绍语（从略），我有许多不敢当。但人类是总有点野心，总有些希望。打破空间时间的观念，确立一种世界观念；把学说主张，贡献到全世界，并予未来时代的人以共见：也许是人类应有的希望！又陈先生对于我的名字之解说，似乎可以说是“投机家”。但是“投机”两个字，也可以作好的解释。从前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迭相助长，如环无端。使无投机者，则时势无从变更起。使无相当的时势，虽有英雄，亦且无从新造起。惟少数人的主张，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大多数人得着这种主张，可以得着结果，而使时势发生变迁。所以到了时机成熟，应时势的需要，而发生有意志的有目的的有公共利益的主张，必易得大众的承认，而见诸实行。这种主张，也许是一种投机。我知陈先生所希望的，必是这种投机！
我以为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主张，最要的是要有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认的目标；这种目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这“好政府”三字，是否救时的大家公认的目标，待我仔细说来。
好政府主义，假定的是有政府主义。政府之为物，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坏。有两种说法，各走极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西方古代有些学说，都是神权的政府观。这种政府观的变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变其名曰“自然”。如德国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不承认个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说得神秘莫测似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学说。其二，以政府为有害无利，退一步言之，也说为利少而害多。谓政府是用不着的，须得自由组合，自由协商，以自由动作，代替强制。从前政府的强制力，常被军阀官吏滥用之以鱼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派所说的。中国的老子，主张此说，西洋希腊到现代也有许多人倡此说的。这两种学说，好似南北二极；于这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主张。我以为今年今日的民国，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便不能适用前两种极端的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吾无以谥之，只谥之曰奢侈品；为其未完全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两面说：（1）心理的需求，（2）实际的需求。根据这两点，就可确定目标。所假定的这种目标，要是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的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国，不但无目标，并且无希望，即由缺少一种公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平常的简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谈，就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
什么是工具？这里似乎用不着详细的解释。譬如纸与笔是写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写字，则不用毛笔、铅笔、钢笔而另用粉笔，粉笔亦是工具的一种；有这种工具，可以达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谁欤？
从前有人说：“人是善笑的动物”，这话殊不尽然。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话，证之世上为恶的人，亦颇足使我们怀疑。惟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话是顶对的。其他动物，类皆不能创造工具。就是蜂蚁之勤于工作，也不能制造工具。惟人具有制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适合于人们之运用。造房屋，用以蔽风雨；造桥梁，造铁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剑，枪炮，用以驱猛兽而御外敌：这种种的制造，都不是其他动物所能做的。
但所说的工具，初不限于物质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也无一不是工具；什么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也无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政府亦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
政府既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又是应需要而生的，那么政府之由来，我们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这冲突委实不是个人所能了的。譬如两人相斗，纠结不解，世世复仇，冤冤相报；若单由他两造自行去了结，一定是办不好的；势必须有第三者作个公共机关去裁判他两面的是非曲直，才能够调解冲突。所以欲消弭个人与个人，小团体与小团体，或小团体与个人交互间的冲突，非有超于小团体及个人的公共机关不可。——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的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