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用不着我多讲了。还是拿《水经注》来说，全祖望的本子第一个发现的是“阿拉”宁波人王梓材。他是讲理学的先生，他到北平正是鸦片战争，也是反对罢戴最热烈的时候。他想：好了，不是戴的，也不是赵的，是“阿拉”的。有人问：证据呢？他说：在宁波。他回宁波一年以后，果然拿出一部全祖望的《水经注》。其实完全假的。
我这次到南京，在图书馆看见真的全祖望没有写完的《水经注》，费了三天工夫抄了回来。
第三，用直接材料而不能用间接材料。不是原本不能用，更不能用辗转抄写的本子。譬如《聊斋》大家都知道是蒲松龄所著，张元刻的墓碑上有记载。有许多翻印本子写他死于八十六岁。我们特为找到这个墓碑，拓下来是七十六岁。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上海闻人，想翻印《蒲松龄文集》。
他怕将来发生版权的麻烦，就关了门在鸦片铺上动脑筋，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所以这本文集出版以后，除了文集、词集以外，还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这是个新发现。但假的事实往往露出了马脚，因为他上面是照八十六岁的本子抄的，所以诗中有一首是《八十六？？》，还有“我今年六十八矣”的句子，的，可见不对。现在《聊斋全集》清华大学有一部、马先生有一部、我有一部。拿来一齐校对，词集、文集都有，就是没有诗集。所以用材料，不可不用原本。像这位先生就给我抓住欺诈取财的罪。
还有《宋史》，尤其北宋，更尤其是在神宗、哲宗之间，王安石变法，新旧翻来翻去，历史改来改去，而元代也拿它做材料。这都是常识。
最近，我要说几句话，在《经世日报》郑先生主编的《读书周刊》，我写过一篇东西，有人问做官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勤、谨、和、缓。这是几千年来做官的秘诀。研究历史也是这样。
第一，勤，寻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不懒才能找到材料。
第二，谨，严记不可靠、不相干的东西不能用。小心，因为如果你抄错了，还要使别人犯刑事法。
所以校对一次，再校对一次，绝对不能苟且，一笔、一字、一句都要研究。
第三，和，就是心平气和，不要容易动火，不要在感情上用事，自己错了，认错，放弃错的证据，引用对的证据。
第四，缓，是做官的秘诀，就是拖。在研究历史很重要，宁可悬而不断，不断然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不够的时候更不能不如此。
时间不早。最后，奉劝诸位，学此四字。
【注释】
[1] 这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一篇演讲稿。原稿用钢笔记录，未记明演讲的年份、地点与记录人姓名，只写明“胡适先生讲演，四月二十四”。收入1999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胡适讲演录》（杜春和等编）。